明代商業與社會變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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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商人僑寓、定居[105]化趨向與社會變遷


    晚明社會，城鎮商業發生了巨大變化，販運商也在改變着經營和生活方式，他們一方面想方設法進一步擴展長途販運的既有成果，另方面又適應市場需求，住定一地，出現了行商僑寓和定居經營的趨向。這一趨向對社會變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和作用。[106]


    一、明以前商販的行蹤不定、來去無常


    在中國封建社會前中期，商業的不發達狀態決定了大部分商人主要靠販運貨物、從兩地差價中獲取薄利。因此，商人隊伍的主體是販運商。傳統的販運商一般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負販商，大多為小本經營者，他們的商販蹤跡和利市大致是『不出二三百裏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107]，鮮有遠遊者，且多不在異地定居。另一種是行商，也稱客商。他們一般挾有較大資本，做相對大宗的貨物買賣，活動的範圍比較廣闊。史料記述他們的經商活動，往往多以『逾……窮……歷……涉……沿……下……踐……邁……又轉而入……』『足跡且半天下』等類詞彙來形容，這反映了他們江湖不定、來去無常的從商生涯。


    與販運商相對，在一地擁有固定經營場所（包括店面、攤位等）而無須從事長途販運、坐地經營買賣的叫坐賈，也稱『居鬻』商人，他們大多數是本地人居民。宋元兩代，凡居定的人戶（包括坐賈），都須掛在官府名籍之上，『終其身以至子孫，無由得脫』[108]，其目的則是為了讓這些人服役納賦，承擔封建義務。明承前制，也將各類人戶着籍，並明令『以籍斷，不得妄行變亂』。但在明初，百廢待興，這一制度尚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因而儘管負販行商們旅途生涯艱辛，但因為可以暫時逃避封建徭役，還是有不少坐賈、『居鬻』之人假冒行商身份，以躲避官府的戶籍登記。明初文人張羽（來儀）【賈客樂】曾反映這種情形：


    長年何曾在鄉國，心性由來好為客。只將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遠行役……浮家泛宅無牽掛，姓名不系官籍中……人間何如賈客樂，除卻風波奈若何。[109]


    同時代的徐賁也有【賈客行】一詩，表達了幾乎相同的意思：
    賈客船中貨如積，朝在江南暮江北。平生產業寄風波，姓名不入州司籍……相期盡說莫種田，種田歲歲多徭役。[110]


    販運商們有『姓名不入州司籍』、可以逃避封建徭役的好處，有『朝在江南暮江北』、『人間何如賈客樂』的自由和樂趣，有『平生產業寄風波』、『 心性由來好為客』的瀟灑和逍遙，以及『船中貨如積』而帶來好的利市，這種種的確可以讓人羨慕，但他們的行旅生涯畢竟異常艱辛，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蒙霜露、沐風雨』，形影相弔行進在商路上。閩商李晉德有【客商一覽醒迷・附悲商歌三十首】：


    （其一）四海為家任去留，也無春夏也無秋。堂前未得供餐粥，說到班衣兩淚流。
    （其三） 膝下嬌兒已長成，江湖贏得一虛名。詩書未得燈前課，不教無方啟後人。
    （其十四）愁買憂憂愁賣憂，幾時割斷利蠅頭。不圖跨鶴揚州去，家樂應如萬戶侯。
    （其十八)四業惟商最苦辛，半生饑飽幾曾經。荒郊石枕常為寢，背負風霜撥雪行。[111]


    這些文字真實、形象地反映了負販行商們的辛苦萬狀和迫不得已遠行的哀怨乃至悲愴之情。
艱辛負販和飄泊生活，使負販行商們感到負擔的沉重，並對之產生厭倦是很自然的事。坐賈們沒有旅途之辛勞，生活安逸、穩定，利市也不算微薄的種種優越，引發他們萌生在一地落遷定居的念頭。當時負販中的不少人由於長期背井離鄉，對故鄉的眷戀之情有所淡薄，他們中的很多人還在市鎮、城市置了產業，因此，他們更願意在這些地方定居；同時，離開農村也可擺脫土地的束縛，獲得相對多的自由。但是，當時這些人除了回故裏，很難被其它地方接納。因為制度規定『人戶以籍為斷』，人籍『不得妄行變亂』。他們在故裏之外的市鎮大多只能暫留而不能久住。若耽久了，就會被視作無籍之徒，為政府制度所不容而遭驅趕[112]。但是，這種情況遲早會有改變，因為負販行商在商人隊伍中作為主體的現象，還是城鎮商品經濟欠發達的一種表現。隨着城鎮經濟的發展和商業活動的深入，這一現象必然會發生變化。進入明後期，這種變化悄悄地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