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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史網 杭州曾是南宋都城，至晚明，其繁華興盛仍在一般都市之上。史載，『入錢塘境，城內外列肆幾四十里，無咫尺甌脫，若窮天罄地無不有也』[37]。與蘇州一樣，杭州也是明末清初小說家筆端下常常顧及的地方。在他們筆下，杭州城內『上下經商，過往仕客，捱擠滿路，實是氣色。兩邊鋪面做買賣的，亦捱肩疊背』[38]。總之，當時天下大都會、大碼頭、大村名鎮，無不商貨輳集、店鋪鱗次，繁盛非凡。
當時商業活躍繁榮的另一表象是農村集市和小城鎮的迅猛增長和發展。明中葉以後，江南蘇、松、杭、嘉、湖五府，在不長的時間內生長出210來個市鎮，其中規模大功能齊全之鎮約有160個[39]。吳江縣弘治年間修志時縣誌僅載2市4鎮，嘉靖年間增為10市4鎮，明末清初又增為10市7鎮。嘉定縣市鎮由正德年間的15個，增加到萬曆時的3市17鎮。松江府正嘉間市鎮44個，崇禎時達65個，新增了21個[40]。這些市鎮無不是賈戶千百，鋪店密布。典型者如吳江盛澤鎮，它在萬曆、天啟年間形成為一個絲織業大鎮，『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在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蜂攢蟻集，挨擠不開』[41]。鎮上絲綢交易繁忙，自然商賈、工匠、農戶川流不息，除牙行外，其它如飯鋪、酒館、雜貨、鞋帽等日用品店紛爭繁華。吳江縣市發展還在盛澤之前：
元以前無千家之聚，明成弘間居民乃至二千餘家，坊巷井絡，棟宇鱗次，百貨具集，通衢市肆以貿易為事者，往來無虛日。嘉隆以來，居民益增，貿易與昔不異。[42]
又如嘉定縣南翔鎮，雖在嘉靖年間屢遭倭寇匪盜、戰亂兵燹之災，鎮上店鋪受損、商人破財，但由於周邊環境的影響，很快就衰而復興，方圓十多里，『多徽商僑寓，百貨填集，甲於諸鎮』[43]，其中糧店、布號、典當等店鋪構成那裡經濟生活的重要方面，而且還帶動了服務性行業如飯店、酒館的興盛。嘉興、秀水接界處的濮院鎮，大約建於明洪武年間，明中葉後進入鼎盛期。萬曆十九年秀水知縣李培撰【翔雲觀碑記】稱：『邇來肆廛櫛比，華廈鱗次，機杼聲軋軋相聞，日出錦帛千計，遠方大賈攜橐群至，眾庶熙攘於焉集……』[44]鎮上店鋪經營得紅紅火火。
全國其他地方還有許多鎮市（墟），它們或是具備了特種手工業（如江西景德鎮、鉛山鎮、山東青州顏神鎮），或是地處交通要途（如河北河西務、河南東光縣下口鎮、荊州府沙市），或原本就是軍事重鎮（如宣府鎮、山西大同鎮、寶山月浦鎮），而擁有許多店鋪。雖然目前尚少見過細和直接的史料，但從『賈店鱗比』、『五方雜處、商賈輻輳』、『人煙數十里，賈戶數千家』等文字記載看，那裡的商業店鋪應該也是活躍和興隆的。
此外，在一些傳統節日和農村大集市上，活躍的商業活動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如開封元霄節的燈市上，花燈、紗絲之『鋪設至一二里』[45]。杭州的香市上有飲食店和雜貨鋪的開設。嘉靖時廣西欽州因為平安橋的落成，父老們移東門墟至橋南，頓時『歸者如雲』，『旬月間』就『列肆七八十』[46]。吳川縣的芷□墟，由於商船來往多至數百艘，萬曆間創鋪戶百千間，『販米谷，通洋貨』[47]。萬曆年間王士性在河南確山縣任職，由於那裡貿易、店鋪、b粟皆聚於東門之外，王士性擔憂『一燎則城中坐困』，而且，『縣後與學後又皆空地，氣象蕭索』。於是『故移一集於城中空處，使人煙喧鬧以招徠』。後來人氣漸旺，『場既立，店舍漸興，則b粟可以次入城，而北歸市之民即守城之眾，亦以默寓百年久遠之計』[48]。在農村的一些大集市上，為吸引周圍百姓，一些地方官員也去搬來或由商販自動建起的一些鋪店坐落其中。這些店鋪的存在，加強了農村和農民集市、市鎮亦即是與商業、商品的聯繫，促使了市場網絡的進一步擴大與聯結，而且鋪店與攤販不同，鋪店一旦開業存在，它就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因而集市上商鋪的開設對小城鎮的形成起着積極的推進和奠基作用。此外，自明中葉始，即使在邊遠偏僻的鄉村中，也都零星分布着小雜貨店、小藥鋪子[49]，以應鄉人不時之需。這表明，在這一時期，商品(也包括簡單的日常生產、生活用品)確實已經成為普通市民百姓的普遍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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