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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针对袁枢的史学造诣，人们具有截然不同的评估。【四库全书总目】盛赞纪事本末体的缔造：『含盖数千年事迹，经纬清晰，栏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打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并夸赞袁枢『去取剪裁，其义例极为精密』。[1]（P437下）不过撰写撮要的馆臣没有向咱们举证表现『精密』的实例。①王鸣盛乃至说：『觉【纲目】不作无害，而此书似不可无』。但王鸣盛认为【通鉴纪事本末】不可或缺的原因，仿佛仅止于一篇一事的编辑方式『颇便下学』。[2]（P942）与以上评估相反，钱穆却直斥袁枢基本不懂史学。在【中国史学名著】中，钱穆谈到：『【通鉴纪事本末】那一部书，讲史体，是1个缔造……可是袁枢实当不得是一位史学家，他这书的内容也不可算是一部史学名著。除掉纪事本末这1个新体以外，他的书实在不较好』，在同篇发言中，钱穆又说：『只需先读他书的目次和标题，便知他实在完全不精通历程』。[3]（P229-239）钱穆这一将纪事本末体与袁枢本人的学问分隔评估的取向，可能脱胎于章学诚。章学诚评估纪事本末体说：『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定夺去取，体圆用神』，并认定这类文体才真实获得了【尚书】的精华。紧然后，章学诚对袁枢本人的学问作了相反的评估：『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4]（P51-52）此段文字只占了【书教】很小的篇幅，章学诚并未对于这一话题有所敞开。作为『史学理论家』的章学诚，为何倾力于纪事本末体，却又鄙视袁枢之为学的言说真义，有待于章学诚研发顾问作进一步诠释。钱穆则已然依据自己的观测，对袁枢史学的抛荒作了详细论证。【通鉴纪事本末】不好，不好在哪里？『不好就在他这纪事上』，钱穆如是说。[3]（P232）
①相反咱们却能搜到该著不甚精密的例子，如唐宝应元年（762年）建巳月（四月）甲寅、丁卯，玄宗、肃宗父子相继逝世，【通鉴纪事本末】卷31【安史之乱】只载甲寅日玄宗崩，而不载肃宗崩。这样，不惟下文史朝义谓回纥登里可汗『唐室继有大丧』之语不可解，也将误导不熟识此段历程的读者解读下文的『上』到底指谁。对于肃宗的逝世，【通鉴纪事本末】将它载于第32卷【李辅国用事】中。
而本文想指出另1个问题，袁枢对【资治通鉴】的改写，在无意中消解了司马光企图通过历程誊写创建的总体性政治想法，而使历程变得平淡。今天史家很少会盲目遵从科学主义态度，相信存在纯客观的历程誊写。咱们在阅读【资治通鉴】时，除了赞叹司马光针对文献的高水准把握之外，不可忘掉他是深入参加政治实践、拥有成熟政治想法的政治家。【资治通鉴】的书名固然是宋神宗御赐，但也十分贴切地概述了司马光撰写这部巨著的基本企图。司马光在自序中说：『稽古以致治』。外表上看，是要通过『稽古』来总结『至治』的法则，事实上，怎样『稽古』，依托于司马光本人怎样解读『至治』。司马光针对史料的剪裁、取舍，在较大程度上吐露出他本人的想法态度，而这一态度又与司马光所处的世纪语境慎密贯串。司马光期望通过历程描绘，让这类『至治之道』自我展现。
史学史针对【通鉴纪事本末】的必定，在于它发明了以事情记载为核心的历程编辑新文体。而恰恰是以事情为中心这一准则，遗失了上述【通鉴】文本中充足的内涵，促使历程誊写只是变成事迹的记载。因为整部【通鉴】组成的政治想法主旨十分多，本文拟以拓外与安内关系为例，阐明这一问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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