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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针对袁枢的史学造诣，人们具有截然不同的评估。《四库全书总目》盛赞纪事本末体的缔造：“含盖数千年事迹，经纬清晰，栏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打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并夸赞袁枢“去取剪裁，其义例极为精密”。[1]（P437下）不过撰写撮要的馆臣没有向咱们举证表现“精密”的实例。①王鸣盛乃至说：“觉《纲目》不作无害，而此书似不可无”。但王鸣盛认为《通鉴纪事本末》不可或缺的原因，仿佛仅止于一篇一事的编辑方式“颇便下学”。[2]（P942）与以上评估相反，钱穆却直斥袁枢基本不懂史学。在《中国史学名著》中，钱穆谈到：“《通鉴纪事本末》那一部书，讲史体，是1个缔造……可是袁枢实当不得是一位史学家，他这书的内容也不可算是一部史学名著。除掉纪事本末这1个新体以外，他的书实在不较好”，在同篇发言中，钱穆又说：“只需先读他书的目次和标题，便知他实在完全不精通历程”。[3]（P229-239）钱穆这一将纪事本末体与袁枢本人的学问分隔评估的取向，可能脱胎于章学诚。章学诚评估纪事本末体说：“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定夺去取，体圆用神”，并认定这类文体才真实获得了《尚书》的精华。紧然后，章学诚对袁枢本人的学问作了相反的评估：“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4]（P51-52）此段文字只占了《书教》很小的篇幅，章学诚并未对于这一话题有所敞开。作为“史学理论家”的章学诚，为何倾力于纪事本末体，却又鄙视袁枢之为学的言说真义，有待于章学诚研发顾问作进一步诠释。钱穆则已然依据自己的观测，对袁枢史学的抛荒作了详细论证。《通鉴纪事本末》不好，不好在哪里？“不好就在他这纪事上”，钱穆如是说。[3]（P232）
①相反咱们却能搜到该著不甚精密的例子，如唐宝应元年（762年）建巳月（四月）甲寅、丁卯，玄宗、肃宗父子相继逝世，《通鉴纪事本末》卷31《安史之乱》只载甲寅日玄宗崩，而不载肃宗崩。这样，不惟下文史朝义谓回纥登里可汗“唐室继有大丧”之语不可解，也将误导不熟识此段历程的读者解读下文的“上”到底指谁。对于肃宗的逝世，《通鉴纪事本末》将它载于第32卷《李辅国用事》中。
而本文想指出另1个问题，袁枢对《资治通鉴》的改写，在无意中消解了司马光企图通过历程誊写创建的总体性政治想法，而使历程变得平淡。今天史家很少会盲目遵从科学主义态度，相信存在纯客观的历程誊写。咱们在阅读《资治通鉴》时，除了赞叹司马光针对文献的高水准把握之外，不可忘掉他是深入参加政治实践、拥有成熟政治想法的政治家。《资治通鉴》的书名固然是宋神宗御赐，但也十分贴切地概述了司马光撰写这部巨著的基本企图。司马光在自序中说：“稽古以致治”。外表上看，是要通过“稽古”来总结“至治”的法则，事实上，怎样“稽古”，依托于司马光本人怎样解读“至治”。司马光针对史料的剪裁、取舍，在较大程度上吐露出他本人的想法态度，而这一态度又与司马光所处的世纪语境慎密贯串。司马光期望通过历程描绘，让这类“至治之道”自我展现。
史学史针对《通鉴纪事本末》的必定，在于它发明了以事情记载为核心的历程编辑新文体。而恰恰是以事情为中心这一准则，遗失了上述《通鉴》文本中充足的内涵，促使历程誊写只是变成事迹的记载。因为整部《通鉴》组成的政治想法主旨十分多，本文拟以拓外与安内关系为例，阐明这一问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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