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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針對袁樞的史學造詣，人們具有截然不同的評估。【四庫全書總目】盛讚紀事本末體的締造：『含蓋數千年事跡，經緯清晰，欄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瞭然。遂使紀傳、編年打通為一，實前古之所未見也』，並誇讚袁樞『去取剪裁，其義例極為精密』。[1]（P437下）不過撰寫撮要的館臣沒有向咱們舉證表現『精密』的實例。①王鳴盛乃至說：『覺【綱目】不作無害，而此書似不可無』。但王鳴盛認為【通鑑紀事本末】不可或缺的原因，仿佛僅止於一篇一事的編輯方式『頗便下學』。[2]（P942）與以上評估相反，錢穆卻直斥袁樞基本不懂史學。在【中國史學名著】中，錢穆談到：『【通鑑紀事本末】那一部書，講史體，是1個締造……可是袁樞實當不得是一位史學家，他這書的內容也不可算是一部史學名著。除掉紀事本末這1個新體以外，他的書實在不較好』，在同篇發言中，錢穆又說：『只需先讀他書的目次和標題，便知他實在完全不精通曆程』。[3]（P229-239）錢穆這一將紀事本末體與袁樞本人的學問分隔評估的取向，可能脫胎於章學誠。章學誠評估紀事本末體說：『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定奪去取，體圓用神』，並認定這類文體才真實獲得了【尚書】的精華。緊然後，章學誠對袁樞本人的學問作了相反的評估：『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4]（P51-52）此段文字只占了【書教】很小的篇幅，章學誠並未對於這一話題有所敞開。作為『史學理論家』的章學誠，為何傾力於紀事本末體，卻又鄙視袁樞之為學的言說真義，有待於章學誠研發顧問作進一步詮釋。錢穆則已然依據自己的觀測，對袁樞史學的拋荒作了詳細論證。【通鑑紀事本末】不好，不好在哪裡？『不好就在他這紀事上』，錢穆如是說。[3]（P232）
①相反咱們卻能搜到該著不甚精密的例子，如唐寶應元年（762年）建巳月（四月）甲寅、丁卯，玄宗、肅宗父子相繼逝世，【通鑑紀事本末】卷31【安史之亂】只載甲寅日玄宗崩，而不載肅宗崩。這樣，不惟下文史朝義謂回紇登里可汗『唐室繼有大喪』之語不可解，也將誤導不熟識此段歷程的讀者解讀下文的『上』到底指誰。對於肅宗的逝世，【通鑑紀事本末】將它載於第32卷【李輔國用事】中。
而本文想指出另1個問題，袁樞對【資治通鑑】的改寫，在無意中消解了司馬光企圖通過歷程謄寫創建的總體性政治想法，而使歷程變得平淡。今天史家很少會盲目遵從科學主義態度，相信存在純客觀的歷程謄寫。咱們在閱讀【資治通鑑】時，除了讚嘆司馬光針對文獻的高水準把握之外，不可忘掉他是深入參加政治實踐、擁有成熟政治想法的政治家。【資治通鑑】的書名固然是宋神宗御賜，但也十分貼切地概述了司馬光撰寫這部巨著的基本企圖。司馬光在自序中說：『稽古以致治』。外表上看，是要通過『稽古』來總結『至治』的法則，事實上，怎樣『稽古』，依託於司馬光本人怎樣解讀『至治』。司馬光針對史料的剪裁、取捨，在較大程度上吐露出他本人的想法態度，而這一態度又與司馬光所處的世紀語境慎密貫串。司馬光期望通過歷程描繪，讓這類『至治之道』自我展現。
史學史針對【通鑑紀事本末】的必定，在於它發明了以事情記載為核心的歷程編輯新文體。而恰恰是以事情為中心這一準則，遺失了上述【通鑑】文本中充足的內涵，促使歷程謄寫只是變成事跡的記載。因為整部【通鑑】組成的政治想法主旨十分多，本文擬以拓外與安內關係為例，闡明這一問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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