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千古名作《资治通鉴》( 下简称《通鉴》) 向来是中国史学史研发的重点之一，成果众多。宋衍申《〈资治通鉴〉研发概括———为〈通鉴〉修成九百年而作》曾对相关《通鉴》的研发成果作过评述，但所评述成果到 1982 年为止; 翟福清《近四十年来台湾〈资治通鉴〉研发概括》一文也简介了台湾区域相关研发，以来近 30 年来，学术界对《通鉴》仍敞开较为深入的讨论，获得了比较丰盛的成果。现划为几个方面临大陆区域相关成果作一综述。
订正与考订方面
对《通鉴》进行订正、考订，向来是1个重点，近 30 年来出了不少成果。时间考订方面，1983 年此前有类学者曾作过许多考订，如陈光崇《〈通鉴·唐纪〉标点本校误》用范祖禹《唐鉴》与中华书局本《通鉴》相校，列出 44 处异同之处，此中含盖时间的考订。以来，李裕民《〈通鉴〉魏晋部分记时订误》、《〈通鉴〉隋唐纪记时订误》对《通鉴》魏晋和隋唐部分的纪时进行比勘，指出此中存在的错误。张弓《〈通鉴·晋纪〉干支月日订误鳞爪》指出《通鉴·晋纪》中以干支纪月日的 6 处错误。庞天佑《〈资治通鉴〉系年错误六则》、邹建达《〈资治通鉴〉系年辨误一则》、以及王觅道先后刊登的《〈通鉴〉纪事失误举例》、《〈通鉴〉记时纠谬三则》、《〈鉴〉记时纠谬一则》、《〈资治通鉴〉纠谬三则》、《〈资治通鉴〉纠谬二则》、《〈通鉴〉纪事纠谬二则》、《〈通鉴〉纪时纠谬十则》等数文、都就纪时问题敞开讨论。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以疑年录的形态，共列出《通鉴》纪时上的 888 条疑误之处，该书序言中对《通鉴》正文纪事时间错误的六种状况、八项原因及前人对《通鉴》纪事时间订正失误的七种问题进行了归纳解析。这是近年来对《通鉴》记时考订方面的最主要成果。对《通鉴》所载详细史事进行考订，是学者较为存眷的方面，也获得相当丰盛的成果。陈仲安《〈通鉴〉记莫折天生二次下陇事考辨》依据《梁书》、《魏书》、《北齐书》相关记录，指出《梁纪》大通元年所载“莫折天生二次下陇”是错误的。李步嘉《〈通鉴〉记杨难敌事考辨》据《晋书》、《宋书》、《十六国春秋辑补》的记录，对《通鉴》杨难敌数事进行辨析，判定是《通鉴》混二事为一事而致误。马俊民《唐朝民间养马盛衰考——〈资治通鉴〉辨误》用《新唐书》、《唐律疏议》、《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料考据了仪凤三年载魏元忠上书一过后，指出司马光所述“先是，禁黎民畜马，故元谗言之”是错误的，并扼要论述了唐朝民间养马的盛衰流程。谭世保《〈资治通鉴〉误合“国师”与“助教”为一职》，指出《通鉴》的搅浑国师、助教的错误。裴传永《孙权决计抗曹流程考——从〈建康实录〉、〈资治通鉴〉相关描绘讲起》对《建康实录》、《通鉴》所载孙权抉择抗曹流程的不同进行辨析，认定孙权一开始立场就是明确、坚定的，不过因为急于与群臣商榷对策，导致诸葛亮生成了孙权迟疑不决的错觉。赵君尧《〈资治通鉴〉“围魏救赵”邯郸存降考》指出《通鉴》公元前 353 年“围魏救赵”中的“邯郸降魏”的记录是错误的。姜维公《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对于安东都护府记录的不同》认定两唐书与《通鉴》对安东都护府记录不同，不是史事差别，是记录不同期间的都护府。于学义《〈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证误各一则》指出中华书局版《旧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纪》与《资治通鉴》卷二七七后唐明宗长兴三年记录“后唐明宗李嗣源与契丹主阿保机约为兄弟”的史事是错误的，应与耶律德光约为兄弟。叶振华《〈资治通鉴〉点校本订正一则》认定《隋纪》恭帝义宁元年《考异》记录“刘子玄《唐高祖实录》当做《唐高宗实录》”。王雪玲《〈资治通鉴〉刘希光行贿数额订正》指出《通鉴》卷二三八所载刘希和行贿二万缗应为二十万之误。穆渭生、侯养民《李白何处识子仪——兼正〈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地名一误》考据李白与郭子仪相识之处，并指出《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一处地名错误。郭秀琦《〈通鉴〉所记“除汉宗室禁锢”辨误》举例论证魏朝未曾对汉宗室履行禁锢，《通鉴》因袭《晋书·武帝纪》“除汉宗室禁锢”的错误。阎爱民《〈资治通览〉“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讲解——兼谈中国远古“乳翁”风俗》辨析考据了对于“乳翁”这一风俗的记录。另外，傅义《柳玭贬泸考——〈通鉴〉质疑一则》、谢忠明《〈通鉴〉辨误一则》、雷近芳《召齐丘之使者考——〈资治通鉴〉订正一例》、丁福林《〈资治通鉴〉正误一则》、黄大宏《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考异〉一则辨证》、东波《〈魏书〉〈通鉴·梁纪〉订正各一则》、李云《〈资治通鉴〉史文订正》、刘玉《〈资治通鉴〉史事一误》也分别纠弹《通鉴》记录之误。吴玉贵《〈资治通鉴〉纪事失误举隅——以突厥史料为例》考据《通鉴》相关突厥史料的许多错误，划为“与编写体例相关的错误”、“粗疏或解读失误导致的错误”、“《考异》的失误”3个方面。
对《通鉴》胡注的研发也有许多成果。张焯《〈通鉴〉及胡注订正一则》认定标点本《通鉴》卷一八四隋恭帝义宁元年中对于“入典六屯”记录是错误的，应以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入典八屯”的记录为准，同时指出胡注也是错误的。华林甫《〈通鉴〉胡注地理失误举例》把《通鉴》胡注中显现的错误归为 11 类，并举例 64 条加以阐释。李国伟、秦竹《〈通鉴〉胡注纠误一例》指出《通鉴》卷二六工开平三年六月胡注“急趋自西门入”为误注。
政治想法、史学想法方面
八十年代初，牛致功、李之勤瑏瑥等人对司马光政治想法、态度、历程观问题，根本加以否定，认定司马光撰《通鉴》的引导想法是历程唯心主义，其核心是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注重他是封建地主阶层守旧派，贬斥商鞅变法、乃至诬告和攻打变革派，表现出守旧、否决进步的政治态度。以来，既有根本保持如此观念者，也有提出新看法者。
扆晓红《司马光传统历程观一例》也认定扆晓红《司马光传统历程观一例》也认定司马光未能掌控某类历程情况的本质，显示其唯心主义的历程观。张玉勤《也评王安石与司马光》认定王安石与司马光存在分歧，司马光因否决王变法被迫退居洛阳而努力于《通鉴》编撰工作，因此他不单否决王安石变法，况且对历程上的其它变法也加以否定。陈光崇《司马光与欧阳修》对两人在仕宦历经、政治主张和学术想法3个方面进行对照研发，认定他们虽未有函件、诗歌等文字上直接的交往，但不代表两人没有所有交谊，两人的学术想法拥有不少相近、雷同之处，如“正统”问题、佛教问题、天人关系上等等。固然也有不同看法。周征松《论司马光——怀念司马光去世九百周年》一文简评司马光毕生功过，认定北宋是1个须要被人们解读的世纪，司马光是1个须要被人们解读的历程人物。雷家宏观念更为明确，他刊登《略谈〈资治通鉴〉对变法变革的史事述评》一文，注重《通鉴》没有忽略对变法的记录、没有扭曲客观史实，况且还必定了变法人物、踊跃总结变法历练教训，辩驳了那种司马光否决王安石变法并否定历程上的其它变法的观念。
司马光（1019-1086）
与此有关的是司马光的史学想法。1983 年此前，苏仲翔、陶懋炳曾对司马光的史学想法有过许多阐述。1983 年之后，学者们对司马光史学想法加入了比较深入地讨论。程郁《务实——司马光史学想法最凸显的特征》认定司马光编修《通鉴》表现出务实的目标，这首先反映在直笔写史，同时在治史立场和文风也反映出他务实精神。孙方明《论司马光的史学想法》一文既批驳了司马光的英雄史观、天命论等想法，同时又必定了司马光“史学鉴借”、“否决正闰之说”等想法，对其在历程编辑学上的奉献赋予很高评估。吴怀祺《〈资治通鉴〉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程观》对《通鉴》求通想法、借镜意识、史料价值、历程文学价值及史学想法进行全面解析。张全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非正统”史观》从《通鉴》在“纪年”、“君权神授”、“春秋笔法”、“民族关系”等方面所采用的方式，论证司马光“不单不看重正统论，况且冲破了那时已然流行好久的正统论想法的藩篱”，“保持写真务实”。施丁《论司马光的史学想法》认定《通鉴》表现出司马光治史旨趣有三点: 讨论治乱兴衰、解析人东西德、为君主供应历程历练的史学想法进行总结与评估。庄昭《〈资治通鉴〉初议》对司马光本人及编修《通鉴》的目标作一简介，并对司马光史学想法进步性和限于性作了评估。夏祖恩则有 不 同 意 见，他 的《资 治 与 垂 鉴 不 是 做 史 的 宗 旨—评 司 马 光 的〈资 治 通鉴〉》一文认定资治与垂鉴是司马光修《通鉴》的宗旨，因此是书在史学想法与理论上没有可以歌唱之处，同时这一作史目标也侵害了《通鉴》自身的造诣。于瑞桓《司马光的史学想法及其理学精神》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角度研讨了《通鉴》的撰述，认定司马光的史学活动和史学想法深刻反映了那个世纪的理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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