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读法

《资治通鉴启发录》 张国刚 著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启发录》来自我在《月读》杂志连载的《〈资治通鉴〉讲座》。这个栏目每月一篇，从2014年到2019年，我持续写了6年。这类年，我不单给清华的本科生讲《通鉴》，也给深造生讲，还在全国和国外的许多地方讲。在这个流程中，我对《通鉴》愈发熟识，写起文章来就心中有底。
两本书相比，《〈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更艰深许多，由于最初是教室讲稿，《资治通鉴启发录》的根基是文章，固然也艰深，但相对谨严许多。两本书的内容有堆叠，也有差别。除了这两本书，我还写了一本《〈资治通鉴〉与治世得失》，可以看作是《〈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姊妹篇，书稿也交达了中华书局，明年可以出版。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残卷（局部） 国家图书馆藏
光明书榜：您这两本书固然以《资治通鉴》为核心，但都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资治通鉴》，也引用了许多其余文献中的史料，这是出于如何的参考？
张国刚：《资治通鉴》编写于宋朝，距离隋唐五代较为近，因而隋唐五代部分收进了许多其余史乘中没有的文献，史料价值较为高，但它并没有包括全部原料。
隋唐此前，《通鉴》没太多独家原料，可是对史料有所取舍。例如，《通鉴》记录，赵简子在选取接班人时，给长子伯鲁、幼子无恤每人一支写着训诫之辞的竹简。三年后，伯鲁把竹简丢了，也忘了上面的话；无恤不单熟记那些话，还从袖子里拿出了竹简。而《史记》记录，赵简子让几个儿子上山寻找“宝符”，其余人都没搜到，唯独无恤说“已得符矣”，由于他在山上发掘“代可取也”（可以篡夺代国）。这表现了无恤的政治才能，但《通鉴》没记。再例如，在讲商鞅变法时，我将其与古希腊的城邦变革进行较为，还牵扯了外国的史料。我没把自己限定在《通鉴》这一部书中，而是期望广收不同原料，把历程人物、历程事情讲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