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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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形声字的最主要来源是在假借字上加意符。这样做的目的，是区别同形同音的字。例如，“辟”的本义是法，但是被借来表示躲避、开辟、邪僻等意义。当多义的“辟”在语句中出现时，有时就分不清它是什么意思。为此，当表示躲避这种意思时，就在“辟”上加“走”旁；当表示开辟义时，就加上意符“门”（繁体）；当表示邪僻义时，就加上“亻”旁。这样就不容易混淆了。由此看来，意化是在音化遇到困难时的补救措施，它是为音化服务的。
其次，形声字中的意符所表示的，一般只是相应语素的意义类别，而不能确切地指出其意义；而音符则通过表示语素的音，确切地表示出语素的意义。
认识到音意化中音化的主导地位，就可以把后期的音意化与前期的音化联系起来，笼统地称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为音化，但在这样概括的时候，要意识到汉字前期的音化和后期的音化是有差别的。
三、现代汉字结构的发展有记号化趋势。
所谓记号，是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语素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字符。记号化就是指记号这种字符在汉字体系里逐渐增多。
汉字体系里的记号，有一些是原来就有的。例如甲骨文中的“五”“六”“七”“八”等等。但绝大多数是在汉字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时代愈后，记号越多。
有些记号原是意符。意符都是表示意义的，其意义大别有二：一是形体意义，即用图形所显示出来的意义，所谓图形，是指实物之形或抽象、象征之形；二是语素意义，这是字符最初所记录的那个语素的意义。意符凭其意义与语素的意义沟通。具有形体意义的意符，当汉字变得不象形以后，它的意义丧失了，它跟相应语素的意义沟通被阻断了，变成了记号。这种变化过程，其实自殷商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了。例如甲骨文中的“有”为什么写成“ㄓ”，“亡”为什么要写成“浮保慷哉庋的问题，不用说一般人，就是古文字学家也回答不好。到了隶楷阶段，汉字形体笔画化了，具有形体意义的意符绝大多数变成了记号。有语素意义的字符，当它的意义与语素意义的联系被切断时，也就变成了记号。这种联系为什么会被切断呢？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字符形体发生讹变，二是字符独立成字时的意义发生变迁，三是相应语素的意义有了改变。
有些记号原是音符。音符跟相应语素的结合都是“再婚”，它的声音就是它最初所记录的那个语素的声音。音符凭它的声音与相应语素的声音沟通。当这种声音联系的桥梁被拆掉时，音符也就变成了记号。声音的联系为什么会被阻断呢？主要原因有四条：一是字符形体发生讹变，二是字符原来所记录的语素已被人遗忘，三是字符独立成字时的声音有了改变，四是相应语素的声音发生变迁。
由于在汉字体系里记号大量增加，所以现代汉字里的记号字和半记号字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大。
我们曾对2500个常用汉字的结构做过分析，分析时所用的字形是现代楷书规范字形，所用的音义，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音义。当这些汉字表示相应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时，它们结构类型的情况如下：
第一，单意符字，共19个，占总数的0.76％；第二，多意符字，167个，占6.68％；第三，变体音符字2个，占0.08％；第四，多音符字，有3个，占0.12％；第五，意音字，有1321个，占总数的52.84％；音符有义的意音字有30个，占1.2％；第六，记号意音字，5个，占0.2 ％；第七，记号意符字，286个，占11.44％；第八，记号音符字，131 个，占5.24％；第九，记号字，有536个，占21.44％。
记号意音字、记号意符字和记号音符字，都可以称为半记号字。如果把记号字、半记号字统计到一块，则占总数的38.32％， 数量仅次于意音字（形声字）。
有人曾以《新华字典》（1987年重排本）中的“又、冫、刂、鱼”四部字作过抽样测查，结果如下：〔4〕

部首　　　总字数　　 理据字　　 半理据字　　　 无理据字
又　　　　 27　　　　 6　　　　　 4　　　　　　　17
冫　　　　 24　　　　 7　　　　　 8　　　　　　　9
刂　　 　　64　　　　 29　　　　　25　　　　　　 10
鱼　　　　 88　　　　 68　　　　　16　　　　　　 4
总计　　　 203　　　　110　　　　 53　　　　　　 40

上表中的半理据字相当于半记号字，无理据字相当于记号字。如果把表中半理据字和无理据字合起来，则有93个，占总数的45.8％。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上面的统计都是站在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汉族人的立场上进行的，而且是依据相应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而进行的。谁都知道，汉字除了表示本义或基本义外，还表示为数众多的引申义。若据其表示的引申义进行统计，含有记号的汉字比重会更大（当汉字表示假借义而其本义或基本义又被一般人所了解时，它就是假借字。这种字在汉字运用过程中占有一定数量）。
上面的统计说明，现代汉字的结构正朝着记号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在汉字体系里记号虽然不占优势，但是数量已相当可观。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含有记号的字很可能赶超意音字，成为汉字的主流。
早在40年代，唐兰先生就指出：“图画文字和记号文字本是衔接起来的，图画演化得过于简单，就只是一个记号。”但是，他认为“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还是形声文字。”在这两段话里，唐兰把记号文字看作是文字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认为它与图画文字、形声文字是相衔接的，这都是正确的。
我们的汉字已经走完了原始文字、假借文字和形声文字三个发展阶段，如果不被废弃，它将迈进记号文字（在文字体系里记号这种字符占大多数）的大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者：张玉金)

注释：
〔1〕自建国以来，许多学者持“音化”说， 例如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蒋善国（《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黄伯荣等（《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近年来，一些学者持“意化”说，例如申小龙（《文化的语言视界》，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万业馨（《略论形声字与汉字表意性》，载《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4期）、苏瑞（《论汉字的义化》，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2年12月）。
〔2〕参看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 载《古文字研究》第4辑。
〔3〕参看钱玄《秦汉帛书简牍中的通借字》， 载《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4〕苏培成《现代汉字构字的理据性》， 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43期（199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