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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家壯
在詮解【佳人】一詩時，『佳人』之是否為實有之人，是歷代注家首先關注的問題，持見也各不相同。黃生【杜詩說】卷一云『偶有此人，有此事，適切放臣之感，故作此詩』，解頗為圓融，因此也廣受採納。其實黃生之意，宋人蔡夢弼已發露在前，蔡氏於【杜工部草堂詩箋】卷十六云『甫寓意於君臣而有此作，非獨為佳人之什』，只是其說未能如黃氏之顯豁。然自宋以來，諸家注杜大抵也止於此，於這『偶有之人』詩外本事並未深究。而我們對她的生存境遇了解愈是明晰，對於那些持着『純是比興，羌無故實』之說者的駁斥就愈有力，也愈有助於我們領會杜甫在這一『棄婦』原型外所凝望着的詩美境界。
要進一步探尋『佳人』的生存境遇，可以稍後之詩人顧況的【棄婦詞】為借鏡。【棄婦詞】詩云：
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魂托飛鳥，兩眼如流泉。流泉咽不燥，萬里關山道。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棄衰歇，新寵方妍好。拭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妾以憔悴捐，羞將舊物還。餘生欲有寄，誰肯相流連。空床對虛牖，不覺塵埃厚。寒水芙蓉花，秋風墮楊柳。記得初嫁君，小姑始扶床。今日君棄妾，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又韋e【才調集】載顧況此詩尚有『綺羅錦繡段，有贈黃金千』、『妾有嫁時服，輕雲淡翠霞。琉璃作斗帳，四角金蓮花』等句（後人添增的這幾句，雖如蕭士S所指出，是『語俗意重』，然仍是晚唐五代人手筆，益可見當時情狀）。
該詩首二句『古人雖棄婦』云云，可知其是為當代『棄婦』所作，聯繫此詩的寫作年代（安史亂後）與詩中『本家』的驟然零落（嫁時方顯貴，歸時已湮沒）諸因素推之，斷顧況詩中所狀為安史亂後的情境當不至於有大誤，因此詩中的形象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棄婦，同時還是時代盛衰、風會變遷的象徵，昭示了傳統世家大族的沒落，至如後來竟有丞相為求生存嫁女於職級甚卑的小將（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載云：『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亦屬情勢使然，不足為奇。將此詩與【佳人】參互並觀，不難見出二詩所狀情事之同處。杜詩有『自雲良家子，零落依草木』之句，顧詩則有『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之句；杜詩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等句，顧詩則有『物情棄衰歇，新寵方妍好』等句。杜詩作於乾元二年（759），顧詩雖無法準確系年，以顧氏之生年推之，似應在此之後。杜甫與顧況的生活年代雖有交叉之時，但卻未見此二人有交遊的記錄，且二詩的立意絕不相類（詳下文）。因此，杜、顧二詩應當視作各自創作，互無關涉。章學誠【文史通義・婦學】中有『第文章可以學古，制度則必從時』，制度如此，時代風會更然。杜、顧二人同處於時代風會變遷之際，事既相近，宜其詩中所寫會有不相謀而冥合之處。二人詩中的女子皆為夫家所棄，且皆因本家由貴盛轉跌落，而終致無所依倚，杜詩還明言有『關中之亂』，有了這幾層的保障，再回頭看杜詩中的『佳人』，雖不能考定其名，其為實有之人的可信度也便更大了。再從時代風會一層思之，類似杜、顧詩中的被棄女子，當時應有不少，則開篇所引黃生『偶有』之說，倒還可以修正，非『偶有』，乃『時有』了。
至此，有一點需加以分梳，即我們認為佳人為當時實際存在的人物是一回事，而杜甫寫此詩是否就全是為佳人立傳又是另一回事，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也正是下文欲進一步討論的。茲以杜甫這一階段的生命歷程、情感結構為切入點試為分析之。
棄官客秦是杜甫人生歷程的一個轉折點，之所以這麼說，不僅因為它拉開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序幕，還在於它是杜甫『凝絕不通「身」暫歇』的反思階段。蕭滌非先生說：『杜甫的棄官，並不是立意要走向人民，但實際上他從此卻真是走向人民了。』誠然，杜甫的最終走向人民確是一個艱難的探索過程。既如此，那杜甫棄官的最初『立意』是什麼？【立秋後題】是杜甫欲棄官時所作，循此詩以求，頗能探得詩人此時的心跡，其末『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一句最可深味，蓋這一果敢決絕的宣言背後糾結着詩人複雜的生命體驗和激烈的思想鬥爭。回顧安史之亂以來的這段經歷，杜甫由陷賊而竄歸行在，隨後授左拾遺、北征省親、貶官華州、奔走洛陽，一路走來一路詩。從【避地】、【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北征】一直到『三吏』、『三別』，我們分明感受到，雖然其始詩人尚懷抱着『皇皇奔赴之情，汲汲匡時之志』，但在萬方多難的流徙輾轉中，隨着詩人對朝局認識的逐漸清晰，其情懷也旋即由憧憬而悵惘以至最終的失望。【立秋後題】表明棄官正是變亂以來的社會現實、個人遭際促使杜甫進行反思調節以後的結果，而客秦期間身心獲得了短暫的停歇也恰恰宜於詩人的深入靜觀與反思。於是，前此頻頻出現的『即事名篇』新樂府詩在客秦期間陡然減少，除【留花門】一篇外，代之而起的多有【貽阮隱居】、【遣興五首】等以陶潛、龐德公等高懷之士為歌詠對象的詩篇。這就難怪仇兆鰲要說『余謂此詩（筆者按：指【立秋後題】），乃公轉念以後一味有高蹈志矣』，『一味』倒未必然，但『高蹈』這一新樹立的人生姿態無疑已構成了這一段時期里詩人體物言志的重要心理基礎。不過，不容忽略的是，詩人在困守長安十年期間就已逐漸建構成沉鬱型的情感結構，並不曾因此時的『高蹈』姿態而消歇，更進一步說，沉鬱型的情感結構與高蹈人生姿態不僅分別表現在同一時期的不同詩篇里，而且在同一首詩中，二者也往往交織融合，互為表里，從而形成一種既有避世之高風，復具深沉之情致的詩風。詩人對古今隱逸之士的把握已不單是其蕭散的風容，更注重去揭示隱逸者內在的沉痛本質，如【遣興五首】其五：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
清江空舊魚，春雨余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孟浩然布衣終身，是盛唐處士中之最慘澹者，杜詩正是執着於這一點而塑造一深可悲嘆的高蹈形象，與李白筆下『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贈孟浩然】）的風流孟夫子相比，差異可謂大矣！又【遣興五首】其三寫陶潛，杜甫卻抓住其『未必能達道』一層加以發揮，陶潛的『枯槁』、『掛懷抱』，杜甫與之最似，浦起龍評此詩云『假一淵明為本身像讚』，頗得解人之旨，不僅是這一首，寫阮隱居、孟浩然、龐德公諸作類皆如此，誠如王嗣]於【遣興五首】題後所云：『俱借古人以遣自己之興，非尚論古人也。』可見，將自己變亂以來的身世之感糅入歌詠古今實有之人、實有之事的詩中，是杜甫客秦期間詩歌創作的顯著態勢。明乎此，我們對【佳人】的創作語境，便有了更切近事實的認識。
與【貽阮隱居】諸作不同的是，【佳人】隱去了詩中形象的姓名。趙次公云『此乃貴人之家，詩人蓋不欲出其名氏耳』，然杜甫在寫貴族跌落的另一首詩【哀王孫】中有句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可見，不是詩人而是詩中所寫的人不願透露自己的名氏。【佳人】之不出名氏，其情形或者也如此，但仍不可必，用黃生的話說，此中還另有原因：『全是託事起興，故題目但云【佳人】耳。』不惟如此，『託事起興』一說還從根本上指出，作為一般古體詩的【佳人】與作為『即事名篇，無復依傍』新樂府的【哀王孫】，它們創作路數上的迥別。『即事』是【哀王孫】寫作上的第一要義，詩中寫盡了王孫流離失所之態、避亂匿身之跡，動亂之際內外擾攘、叛軍猖獗的情形也宛然在目，誠如仇兆鰲所謂：『此見王孫顛沛而作也。』其他新題樂府如『三吏』、『三別』等，莫不寫詩人所親見，這類作品本不事寄託，以對歷史事件本身的逼真描寫來觀照社會人生。清人王夫之未能由此悟入，曾將【石壕吏】與東漢無名氏所作【上山采蘼蕪】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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