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学家――宇文虚中

  作者: 周惠泉

　　在金代文学的发展中，宇文虚中处于开风气之先的特殊地位。作为鲜卑族的后裔，入金以后他凭借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的身份主盟文坛，曾经引导了以经世致用、纯真自然为主要特点的有金一代的文风，为另一位鲜卑族作家、集金代文学大成的元好问于金末的崛起做了准备。而在历史上，尤为令人瞩目的，是他在宋、金关系史中的突出作用。他在北宋政权倾覆、南宋政权初立的风雨飘摇之际慨然请命、奉诏使金，始而为金所用，继而为金所害，堪称宋、金征伐聘问过程中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由于他重要的历史地位，元人纂修的《宋史》、《金史》俱为之立传，但是二书在其生平事迹和族属世系两个方面或记载失真，或语焉不详，数百年以来使读者在某些方面陷入了本应避免的误区或盲区。这里我们主要钩沉索引尚未引起后人注意并加以利用的宋人相关文献，针对以上两个问题简叙概说，论列如下。
　　
　　一
　　
　　宇文虚中的生平事迹，《宋史》、《金史》二书所载挂一漏万，极不完备，而且在其出处大节的记述评价上也存在严重的失实之处。因而清人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宋史》、《金史》多有批评訾议。比如《宋史》提要称其“大旨以表彰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及证他书，《宋史》诸传皆不可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六）。对于《金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认为“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取办仓卒者不同”，但仍然以为“列传之中多所疏舛”，并称“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谋、宇文虚中之谤讪，传闻异词，皆未能核定，亦由于只据实录，未暇旁考诸书”（同上）。还指出甚至连“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修史诸臣皆未之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七），可见元人修史时其疏漏舛误的严重程度。
　　鉴于上述情况，对于宇文虚中这样一生或南或北、命运充满戏剧性变化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确需旁考诸书，另铸新词。据宋人撰写的宇文虚中《行状》（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四）等文献可知，宇文虚中初名黄中，宋徽宗为其改名虚中，字叔通，别号龙溪居士，生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卒于金熙宗皇统六年（1146），享年六十七岁。虚中在北宋大观三年（1109）登进士第，历官州、县，政和五年（1115）入为起居舍人、国史院编修官。当时女真族崛起于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其首领完颜阿骨打该年建元收国，是为大金，从而在宇文虚中平静的生活道路上埋下了变幻莫测的种子。次年正月，虚中同知贡举；四月，除通直郎，迁中书舍人。阿骨打称帝建金以后，即派使赴辽，以求辽帝承认其国，但是遭到拒绝。宋朝看到有机可乘，即与金结海上之盟，相约共同灭辽，以图夺回割让给契丹人的燕云各州。于是权臣贪功开边，生事不已。宇文虚中居安思危，直言论事，议备边非策，为当权者所忌，于宣和四年（金天辅六年，1122）除河北河东陕西宣抚使司参谋，隶于河北河东宣抚使童贯麾下。虚中以参预军政作为自己报效国家的机会，亲往与辽接壤的北方边境地带河北诸路勘察，见沿边匮乏，兵备缺然，对于北宋同女真人结盟夹攻契丹深以为忧，虑女真异日强不可制，宋室将有引火自焚之祸。于是上书极谏，略曰：“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间有贪婪，不过欲得关南十县而止耳；间有傲慢，不过对中国使人稍亏礼节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封殖拯救，为我藩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臣恐中国之边患，未有宁息期也。”可惜虚中的意见未被采纳。后来的事实证明，虚中所论竟不幸言中。其时王黼当国，见虚中疏大怒，降其为集英殿修撰，仍预童贯军。虚中不屈不挠，又建十一策、上二十议，皆不报。
　　宣和五年（1123），宇文虚中以修撰帅庆阳，宋徽宗亲笔为其改名虚中。其时诏令收复灵武之地，虚中力言不可；已而罢帅，责知亳州。宣和七年，仕为翰林学士。当年九月，金人灭辽；十二月，金人两路寇边，燕山失守，报至，则朝野震惊；不久金帅宗翰兵迫太原，上下失色。至此，宋徽宗始以当初不用虚中之言为恨，于是召虚中入对。虚中力主帝降诏罪己，更革弊端，并为草诏，诏书中有“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恃权，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怼而朕不知”之语。诏下，则人心大悦。于是以虚中为资政殿大学士、军前宣谕使召集援军赴汴保京。靖康元年（1126）正月，宋徽宗内禅，传位于钦宗。钦宗派人向金师求和，以割让太原、中山、真定三镇为条件，复以康王赵构为质，围汴金军始退。二月，因宋将姚平仲部劫金军营寨失利，金人引兵再围汁京，钦宗遣中使持御笔令虚中赴阙救危。虚中以诸大臣皆不肯往，乃受命奉使金军营寨。其时自姚平仲劫寨事后，金人见宋来使即杀。虚中解甲携书，率数十人扬鞭出城，冒锋刃而进；至金营则露坐风埃烈日中，金军数次以全装人马注矢露刃，周匝围绕，一行皆失色，独虚中不为所动。自此凡数往金营，周折百至，金军始退。其间虚中护从康王离开金营时，与其并马联辔而归。――康王即二帝北狩以后即位之高宗。于是虚中除枢密院事。当时钦宗所下制书对虚中褒誉备至，称其“志穷精妙，识造几微，雅志渊深而足以与权，懿文炳蔚而足以华国……兹衔命于金人，仍通和于邻好，敏于应对，卒以解纷”。及金军北去，诸大臣以为泰然无事，虚中独以金帅宗翰为深忧，力主严加防备，以为“主和者不肯设备，主战者不量力以丧师，轻视敌人如儿子女，岂不误国”！诸公因虚中以口舌退金人，致王师无功，嫉之颇甚，诋之颇力，于是虚中罢政，以资政殿大学士出知青州，不久落职奉祠。陛辞出门之时，钦宗密遣人赐金带、茶药、锦绮之属，以抚慰之。其时宋廷降诏，令三镇邀击金人，金人遂以盟约终不可信，于是再犯京师，遂成徽、钦二帝被虏北顾之祸。
　　建炎元年（1127），高宗即位，以廷议与金人三镇，责授虚中安化军节度副使，韶州安置。公不胜忠愤，上疏及移书宰辅辩白，疏奏不察。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高宗诏求能使绝域而迎还两宫者，宇文虚中方提举杭州洞霄宫，以国家艰难之时乃士夫驰驱之日，于是上表自荐，自贬中应诏，乘递马赴阙。宋高宗嘉其“名实相称，文武兼资。雅意论兵，用合孙吴之妙；高才视草，夙推颇牧之奇”。于是复资政殿大学士，充大金通问使，以武臣杨可辅副之，不久改虚中为祈请使。临行之前东京留守宗泽卒，于是留虚中权行留守司事。当年十月，虚中北渡黄河入于金境，旋为宗翰拘留云中（今山西大同）。不久宋廷又以刘诲为通问使，王贶副之。天会七年（宋建炎三年，1129），金人并遣宋使归，宇文虚中谓“奉使北来，祈请二帝，二帝未还，虚中不可归”，于是独留。金人见其才智过人，欲使虚中为己所用，或诱以富贵，或迫于鼎镬，公不为所屈，对方亦未敢加害。所寄其兄南阳公书有云：“虚中囚系异域，生理殆尽，困苦濒死，自古所无；中遭胁迫，幸全素守，唯一节一心待死而已，终期不负社稷。念虚中遭遇主上最先众人，往日在京城外迎奉归城中，粗殚犬马之力。今日之厄，亦为国事，分所当为，夫复何憾！”宇文虚中留金以后，一直没有放弃祈请二帝归宋的初衷，然而金人俘虏徽、钦二帝北上乃是双方斗争形势的需要，岂有轻易放还之理。据金人李大谅《征蒙记》（《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五）记载，都元帅宗弼临终时曾告诫行府四帅，自己死后如果宋人大举北来以复故土，在武力不能制御的情况下，可用智臣为辅，将拘留北地的宋钦宗抬出来“安坐汴京”，以制约其弟高宗；“如尚悖心”，可辅钦宗并力破敌。可见把二帝掌握在手中，乃为金人挟制南宋的需要，想以口舌说动金人，当然是很难奏效的。或许正是有鉴于此，宇文虚中才产生了改变策略的想法和动机。天会十二年（宋绍兴四年，1134）七月，宗翰命虚中由云中前往金源内地的金初都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其时金熙宗即位，金人对于宇文虚中十分器重，以为“得汴京时欢喜犹不如得相公时欢喜”（《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三），并授以宫爵，使与翰林学士、礼部尚书韩P防俱掌词命。金初的礼乐制度，皆由宇文虚中等参照唐、宋惯例裁定。天眷（1138―1140）间，虚中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封河内郡开国公；以书《太祖睿德神功碑》，进阶为金紫光禄大夫。皇统二年（宋绍兴十二年，1142），金廷诏尚书省移文南宋，理索宇文虚中家属。时虚中子师瑗仕宋至转运判官，赴阙乞留全家，后又谋留一子，皆为秦桧所抑，于是宇文师瑷不得不携家北来。皇统四年，虚中仕为翰林学士承旨，加特进：迁礼部尚书，承旨如故。皇统六年（宋绍兴十六年，1146）虚中以所据位柄暗中联络中原东北豪杰义勇举事复宋，事泄遭变，全家老幼百口同日遇害。宋孝宗淳熙六年（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即虚中卒后三十三年，宋廷以虚中忠死，赠开府仪同三司，谥肃愍，赐庙仁勇，且为置后；宋宁宗开禧元年（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即虚中卒后五十九年，加赠少保，赐其子师瑗宝漠阁待制，赐姓赵氏。
　　

　　
　　二
　　
　　宇文虚中的族属世系，是宇文虚中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这个问题对于科学认识宇文虚中的历史地位以及金代文学的多民族性质至为关键。从宇文虚中的姓氏可以推测，他当为我国北方民族鲜卑宇文部的后裔；但是在现存金人文献中找不到任何确凿的证据，令人不能不深感遗憾。为了解决这一学术难题，只有转换思路，在宇文虚中留宋亲属相关资讯中旁寻远讨、广征博采，庶几获得相关问题的满意答案。
　　细检宋人文献，在南宋前期作家晁公溯的诗文别集《嵩山集》中却有可喜的发现。晁公溯字子西，巨野（今属山东）人，《宋史》无传，不过从其作品可知他在宋高宗朝绍兴（1131―1162）前后曾经仕为左迪功郎、涪州军事判官、施州通判、眉州刺史等职，同宇文虚中家族多有交往，其《嵩山集》卷三十九尚载有公溯给“宇文简州”即宇文虚中之侄宇文师献“札子”三则。晁公溯为宇文虚中之弟宇文时中长子宇文师申所撰《宇文蜀州墓志铭》（《嵩山集》卷五三），对于宇文虚中家族的族属世系有明确记述。揭载于下：
　　炎帝有尝草之功，北方谓尝草为俟，并人语转为宇文，子孙以为氏。始著见于拓跋魏，其后建国，为尽有拓跋魏所有地，其族始大，以武功智勇闻者累累有焉。唐太和间，有讳籍者为谏议大夫，住武元衡节度剑南西川有功，则以文显矣。谏议之子讳从礼，终渠州司马，因家于益州。四传至讳真，绪从外邑广都。又四传则有讳粹中者，为尚书左丞；讳黄中者，为翰林学士；讳时中者，为左中大夫、直图龙阁、华阳县男，遂赫然为名臣家。
　　其中“炎帝有尝草之功，北方谓尝草为俟，并人语转为宇文，子孙以为氏”的说法，当来自宇文师申的家人，从而提供了宇文家族乃为鲜卑宇文部后代的确证。再检北宋陈彭年等奉敕所撰《广韵》一书，其上声九韵“宇”字释文有云：“又虏复姓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后以有尝草之功，鲜卑呼草为俟汾，遂号为俟汾氏，后世通称宇文，盖音讹也。”《宇文蜀州墓志铭》同这里的说法大体一致，足见是可信的。鲜卑乃是中国古代东胡系统的一个北方民族，曾经活动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北段。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煊赫一时的民族，鲜卑人在南北朝时期创建了抚有中土的北魏、北周政权，开北方民族统一北半部中国的先河。据《北史・魏本纪》载：“魏之先”居于北国，当地“有大鲜卑山，因为以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北史》卷一）所谓大鲜卑山，近年来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和民族史的研究认为，实即大兴安岭。由于刻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祝文的魏先帝旧墟石室在1980年为文物工作者发现，从而提供了鲜卑拓跋部曾经活动在这一带的确证。其地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地理坐标北纬50度38分，东经123度36分，隐藏于大兴安岭的丛山密林中，俗称“嘎仙洞”。“鲜卑”一词，为东胡语“祥瑞”或“神”之意。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注引张宴曰：“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带”乃是鲜卑人腰间所系佩有鹿纹一类饰牌的革带，不仅为北方民族所执着偏好，也为汉民族所深情喜爱。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产生于我国南方楚国的《楚辞・大招》即有“小腰秀额，若鲜卑只”的诗句，王逸注称：“鲜卑，衮带头也。言好女之状，腰支细小，颈锐秀长，靖然而特异，若以鲜卑之带约而束之也。”（王逸《楚辞章句》卷一○）可见鲜卑人的“郭落带”早在战国时期不仅流入内地中原，而且远播荆楚大地。由此不难发现北方民族文化南渐之一斑。而鲜卑人以祥瑞名族，又以族称名山，这同其游牧狩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所谓瑞兽，有人考证即是俗称“四不像”的驯鹿。在大兴安岭茫茫的原始森林中，鲜卑人早在先秦时期即与鹿为伴，饲养驯鹿，创造了特色鲜明的山林文化。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鲜卑人逐渐南移，先后进入呼伦贝尔、河套阴山、代郡并州、辽东辽西地区。鲜卑人在南下时复与匈奴、丁零、乌桓、汉人等相互融合，形成许多新的部别，鲜卑中的慕容部、宇文部、段部、伏乞部和拓跋部都曾与汉人以及其他民族结成雄踞一方的政治势力。其中鲜卑拓跋部、鲜卑宇文部，在鲜卑诸部中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鲜卑拓跋部建立了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政权北魏（386―534），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鲜卑宇文部建立了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北周（557―581），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晁公i在《宇文蜀州墓志铭》中所谓宇文鲜卑“始著见于拓跋魏，其后建国，为尽有拓跋魏所有地，其族始大”云云，即指此而言。鲜卑宇文部建立的北周，其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和河南西部，后来为隋取代。北周作为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宇文虚中乃是骁勇剽悍的北方游猎民族鲜卑宇文部的后裔，因而在南北朝时期和唐朝以前其先人如晁公溯所说“以武功智勇闻者累累有焉”。入唐以后，进入中原地区的宇文虚中先人因为接受了历史悠久的汉文化的濡染熏陶，在中原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中宇文虚中家族开始以文名武功兼而有之著称。仅以字文虚中本人为例，虽然他主要以文名显称于世，但是在宋、金关系史中他所以能具有非凡勇气、发挥特殊作用，同作为鲜卑族后裔果敢有加、刚毅无比的民族气质、民族性格密不可分。正如宋人晁公溯所指出的：“建炎初，众闻女真皆胆掉，翰林公独请行入不测之地，其勇何如！”（《宇文蜀州墓志铭》）因而在宇文虚中应诏上表迎还两宫时，宋高宗嘉其“名实相称，文武兼资”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据前引晁公溯撰写的墓志铭所述，宇文虚中的先人宇文籍在唐文宗太（大）和（827―835）年间仕为谏议大夫，由于曾经辅佐唐宪宗元和（827―835）初入居相位的武元衡节度剑南西川有功，而名气大噪。至于宇文家族入蜀的时间，当在宇文籍之子宇文从礼家于益州（今四川成都）之时。而检宋人张蛭宇文虚中兄宇文粹中之子宇文师献所撰《宇文使君墓表》，有“宇文入蜀三百年，支垂派别族益蕃”（《南轩先生文集》卷四一）之语；检宋人楼钥为宇文虚中弟宇文时中之子宇文师说所撰《赠银青光禄大夫宇文公墓志铭》，有“宇文氏本居河南，唐末入蜀，遂为成都大家”之语（《攻集》卷一○九）。上述说法必然来自宇文家族，因而不仅内容一致，并且信实可靠。而据前引《宇文蜀州墓志铭》可知，字文从礼四传至宇文真，又四传则至宇文虚中兄弟矣，其中所谓“讳黄中”者，即指宇文虚中而言。据张颉队钗氖咕墓表》、楼钥《赠银青光禄大夫宇文公墓志铭》和晁公溯《宇文蜀州墓志铭》可知，宇文虚中的祖父为宇文宗象，累赠太师、魏国公；宇文虚中的父亲为宇文邦彦，历任朝奉大夫、尚书屯田员外郎，累赠太师、齐国公；宇文虚中之兄宇文粹中仕至尚书左丞，累封南阳郡公、赠少师；宇文虚中之弟宇文时中仕至左中大夫、直龙图阁，累赠通议大夫。以上就是宋人文献中宇文虚中家族世系的基本情况。
　　至于宇文虚中的郡望，现存金人文献偶尔留下了一二记载。集金代文学大成的元好问于金末纂辑成书的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在宇文虚中小传中称其为“成都人”（《中州集》卷一），虚中本人亦曾自称“成都宇文某”（《姑苏滕敦礼榜所居曰斋心，成都宇文某作诗以广其意》，《中州集》卷一）。而元人所撰《金史》宇文虚中本传称其为“蜀人”（《金史》卷七九），元人所撰《宋史》宇文虚中本传称其为“成都华阳人”（《宋史》卷三七一）。所谓“蜀人”、“成都人”的说法虽然正确无误，尚嫌过于笼统；“成都华阳人”的说法显然有失偏颇，应予辩误正。检宋人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其中清楚地指出“虚中，广都人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李心传为南宋史学家，字微之，一字伯徽，号秀岩，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人，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述宋高宗朝三十六年史事。李心传素以“有史才，通故实”著称，且“其志常重川蜀”（《宋史》卷四三八李心传本传），对于宇文虚中这样崛起于川蜀之地风云人物郡望的记载断不会有误。但是清人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提要指出：“元代修宋、辽、金三史时广购逸书，其目见袁桷、苏天爵二集，并无此名，是当时流传已绝，故修史诸臣均未之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七）对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样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元国史院纂修《宋史》时史臣并未加以利用，难怪对于宇文虚中郡望的记载出现不应有的错误。盖“华阳”乃成都府治所，“广都”为成都府属县，二者所指不同自明。如以宋人其它文献复按，也可见出《宋史》之误。检张颉队钗氖咕墓表》，宇文师献卒后“归葬于广都县灵溪乡”；检楼钥《赠银青光禄大夫宇文公墓志铭》，宇文师说卒后“葬于广都县龙华山之原”。前引《宇文蜀州墓志铭》亦有宇文从礼“终渠州司马，因家于益州（成都）；又四传至讳真，绪从外邑广都”的记载，可见宇文家族早在宇文虚中曾祖宇文真时即已从益州（成都）州治移家“外邑广都”，因而宇文虚中的郡望为成都府广都县当确凿无疑。
　　作为北方民族鲜卑宇文部的后裔，宇文虚中乃金代初期最杰出的文学家；但是由于文献无征，其人、其文的研究存在许多亟待填补的空白点。宇文虚中在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的崛起，为多元一体的金代文坛探索、锻造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相激相融、优势互补的格局提供了立意颇高、走势强劲的助推力，这就是宇文虚中在金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难能可贵的意义之所在。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