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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 第十講 詩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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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知 發表於 2012-6-9 17:2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作者: 徐有富

  如果從主題與題材相結合的角度對詩歌作品進行總體把握,我們還要繼續探討詩的意境問題。
  
  一、什麼是詩的意境詩的意境
  
  就是詩人的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在詩歌作品中相結合所形成的藝術境界。意,包括詩人在作品中所抒之情,所言之志,所說之理。意境則是詩歌作品中融入了詩人所抒之情,所言之志,所說之理的藝術境界。
  作者署名為唐人王昌齡的【詩格】就已經明確提出了意境的概念,指出:『詩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北宋蘇軾已從意境的角度對詩歌作品進行了深入分析,其【慎改竄】指出:『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文中『境與意會』四字,可謂一語道破了意境的本質,因為意境正是詩人『境與意合』的產物。而蘇軾也正是從境與意會或者不會的角度去糾正詩中的文字錯誤的。『見』表明無意,『望』表明有心。正是在『採菊東籬下』的當兒,偶然抬頭,無意中見到了南山,才能反映出詩人閒適的心情,而一面『採菊東籬下』,一面還要有意識地去觀山景,則不符合詩人的閒適心情,因為有意識東張西望地去觀賞風景是旅遊者的做法,而不是一個歸園田居的隱士的做法。
  清代編纂【四庫全書】的館臣們,在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已經常用『意境』這一術語來評價詩人們的詩歌作品了。晚清的王國維則對意境作了較深的研究,並且產生了較大的影響。1907年,署名樊志厚的【人間詞】乙稿【序】談道:『文學之事,其內足以攄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學……文學之工不工,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而已。』這個樊志厚不論是否為王國維,其所論代表了王國維的觀點則是不成問題的。1908年10月至1909年1月,王國維在【國粹學報】上連載了他的【人間詞話】。其核心是以『境界』論詞,他的所謂『境界』突際上指的就是『意境』。
  
 樓主| 夏知 發表於 2012-6-9 17:28 | 顯示全部樓層
  現代學者與詩人對詩的意境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詩人艾青於上世紀30年代寫的【詩論】就已指出:『意境是詩人對於情景的感興;是詩人的心與客觀世界的契合。』美學家宗白華在【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一文中還分析道:
  藝術家以心靈映射萬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現的是主觀的生命情調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成就一個鳶飛魚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境;這靈境就是構成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意境』。
  而今對意境的討論成了熱點,甚至還出了專著,我們不妨在前人與時賢的基礎上下這麼一個定義:詩的意境就是詩人在詩歌作品中所創造的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相契合的藝術境界。詩中沒有情,沒有志,沒有理,就沒有意境,詩中沒有景物,沒有人物,沒有事物,同樣也沒有意境。兩者沒有融合在一起也沒有意境。意境中的『意』實際上是指詩的主題,『境』實際上指詩的題材,兩者互相融合構成了意境。
  
  二、詩的意境的特色
  
  詩歌創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代、地域以及詩人本身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出時代特色、地域特色與個人特色。詩的意境越有特色,也就越有價值,越有生命力。下面我們就分析一下詩的意境的特色,從而對詩的意境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1. 時代特色
  詩是某一時代的產物,當然要受到某一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詩歌本身發展狀況的影響,因此詩的意境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時代的烙印。正如【文心雕龍・時序】篇所說:『幽、厲昏而【板】、【盪】怒,平王微而【粟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如東漢末年,階級矛盾尖銳,先是出現了黃巾起義,接着又爆發了軍閥混戰。建安(196―220)是東漢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的年號,當時的實權實際上控制在曹操的手中,曹操父子有着強烈的統一中國的願望,團結在他們周圍的一群詩人也都具有建功立業的抱負。所以建安詩人一般都關注社會現實,他們的作品多具有慷慨悲涼的時代特點。【文心雕龍・時序】篇還談到了建安時代詩歌特點形成的原因:『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試讀曹植的【白馬篇】:『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在壯士籍,不能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讀罷,一位視死如歸的壯士策馬高堤、奔赴國難的鮮活畫面浮現在我們的眼前,它充分表達了詩人自己渴望為國家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
  詩歌意境的時代特色在比較中能夠看得更加分明,錢鍾書【談藝錄】第一個小標題就是【詩分唐宋】。下面我們就以兩首寫偶逢少女的七絕為例,來看一下唐宋詩意境的時代差異。試讀唐代周灞氏碌摹斗炅諗】:
  日高鄰女笑相逢,
  慢束羅裙半露胸。
  莫向秋池照綠水,
  參差羞殺白芙蓉。
  唐代社會風氣比較開放,封建禮教的束縛力相對較少,女性獲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與個性解放。詩中的少女也體現了這一點。她隨便穿着袒胸露臂的衣服出門,既未刻意地打扮自己,又毫無做作之態,其神態是那麼開朗大方,讓人感到一種清純的美,健康的美。讓我們再看看宋代陳郁筆下的【東園書所見】:
  娉婷游女步東園,
  曲徑相逢一少年。
  不肯比肩花下過,
  含羞卻立海棠邊。
  宋代的封建禮教比唐代嚴多了,宋代少女也顯得害羞而膽小,她們不敢與少年男子正面接觸,而一旦有可能與少年男子接觸時,就顯得忸怩不安,甚至裝模作樣。這是時代給這兩位少女造成的差別,而唐宋兩位詩人將其如實地反映了出來。
  同一個朝代,不同時期的作品,其意境也可能有明顯的不同。明人高在【唐詩品┗恪ぷ塥序】中說:『今試以數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須要識得何者為初唐,何者為盛唐,何者為中唐、為晚唐。』他之所以能夠提出這一要求,就是因為唐代各個時期的詩歌特點確實存在着差異。明代胡應鱗在【詩藪】內篇中還舉例作了解釋:『盛唐句,如「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中唐句,如「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晚唐句,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皆形容景物,妙絕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斬然。故知文章關氣運,非人力。』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是盛唐詩人王灣【次北固山下】中的頸聯,此詩的頷聯『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也非常好,該詩使人聯想到當時的大唐帝國正像一艘行駛在大江中流的巨艦,乘着東風平穩地行駛着,其遼闊、正大、充滿朝氣,而又有無限前途的意境,確實令人鼓舞。
  『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是中唐詩人於良史【冬日野望寄李贊府】詩中的頸聯。從這兩句詩的意象中,我們確實感受到了安史之亂、藩鎮割據所投下的陰影,昔日遼闊的原野因為風兼殘雪而變得迷茫,昔日洶湧的河水因為帶着斷冰而艱難地流動着。所以詩人在尾聯不得不感嘆自己的憂愁無法得到排解。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是晚唐詩人溫庭筠【商山早行】中的頷聯。溫庭筠於大中末,試有司,執政鄙其為,授方城尉。商山在今陝西商縣東南,是溫庭筠於大中末年離開長安到方城赴任的必經之地。【商山早行】是他上任途中寫的一首詩。其頷聯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孤獨、艱難、悲涼的意境。據兩【唐書】本傳可以看出,溫庭筠是一位高才薄行、缺乏理想、玩世不恭的人。顯然這是令人失望的晚唐社會給知識分子們所造成的局限。
  詩歌體裁隨着時代的進步而不斷有所變化,不同時代的詩歌體裁,對詩歌意境的時代特色也會產生影響。就拿唐詩宋詞元曲來說,詩要求含蓄蘊藉,而曲則強調痛快淋漓,詞則介於兩者之間。今人王季思在【〖元散曲選〗前言】中說:
  這些區別,如果要用作品加以說明,例子可以舉不勝舉。這裡只就同類題材的幾首略加比較,以見一斑。例如同詠閨情,唐金昌緒【春怨】詩:
  打起黃鶯兒,
  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妾夢,
  不得到遼西。
  宋晏殊【採桑子】詞:
  時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常恨離亭,淚滴春衫酒易醒。梧桐昨夜西風急,淡月朧明,好夢頻驚,何處高樓雁一聲?
  元張可久【山坡羊・閨思】曲:
  雲松螺髻,春溫繡被,掩春閨一覺傷春睡。柳花飛,小瓊姬,一聲『雪下呈祥瑞』,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呸,卻是你。
  同是懷念遠人,同是好夢驚回,在詩則含情脈脈,留有餘地;在詞則低回婉轉,情余言外;在曲則窮形盡相,刻露無遺。
  這三首詩詞雖然題材相似,但是體裁不同,因此意境也就有了差別,而且各具時代特色,是難以混淆的。
  2. 地域特色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地區的人的生活環境是不同的,其性格特徵,其表達情感的方式也因而有着差別。這種地域差別也反映在詩歌的意境之中,我們將南朝與北朝民歌加以比較就足以說明這一點。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女子進入青春期希望出嫁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南朝女子與北朝女子的表達方式就大不一樣。我們先讀一首北朝民歌【折楊柳枝詞】:
  門前一株棗,
  歲歲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
  那得孫兒抱。
  
  歌者主動地、直截了當地、大聲疾呼地表達了自己想出嫁的願望,不但要出嫁,而且還要生小孩,詩人還就地取材用生長緩慢的棗樹來進行反比,並說明如果不趕快出嫁,自己的青春很快就消逝了,可謂旗幟鮮明。我們再讀一首南朝【子夜四時歌】中的春歌:
  梅花落已盡,
  柳花隨風散。
  嘆我當春年,
  無人相要喚。
  
  詩人也就地取材,用南方常見的已經落盡的梅花與正在飄散的柳絮來比喻自己的青春正在消逝,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女主人不是主動出擊,而是被動地消極地等待人家找上門來;不是大聲疾呼,而是一個人躲在閨房裡哀嘆;不是直截了當地表達自己的感情,而是巧作比喻,繞了一個彎子來說明自己想結婚了。
  
 樓主| 夏知 發表於 2012-6-9 17:28 | 顯示全部樓層
  北朝民歌中出現的邊塞風光,以及婦女們的英雄氣概,在南朝民歌中是很難找到的。同樣南方詩歌中的某些意境,在北方詩歌中也難以見到。如五代時期的西蜀,地處四川盆地,自然條件很好,唐代政治中心由於安史之亂與黃巢起義,曾兩次遷移於此,促進了該地區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不少文人移居此地,而西蜀君臣偏安一隅,在政治上也無統一中國的雄心壯志,成日價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以醇酒婦人來陶醉自己、麻痹自己,也導致了該地區詩歌創作的繁榮並形成了鮮明的地方特色。花間詞人多善於運用鮮艷的畫面來寫少女的形態舉止與心理活動。如溫庭筠的【南歌子】:
  手裡金鸚鵡,胸前繡鳳凰。偷眼暗形相。不如從嫁與,作鴛鴦。
  溫庭筠晚年到過西蜀,【花間集】又將他的作品放在第一位,此詞的曲調為【南歌子】,顯然具有南方情調。首二句寥寥十個字就勾勒了一個衣着入時、正在遛鳥的遊手好閒的公子哥兒形象。女主人怕也是一位無所事事的市井少女,第三句將她已經意識到本不該看,卻又忍不住悄悄地看少年的神態描繪得惟妙惟肖,最後還揭示了她想以身相許的心理活動。
  那些本地詩人寫起本地風光來,地方色彩更加濃郁。下面我們就以李的【南鄉子】為例:
  相見處,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裡回眸深屬意,遺雙翠。騎象背人先過水。
  我們上面引用的那首詞中的女主人表現了出嫁的願望,而這首詞卻寫了自由戀愛的過程。前三句寫一對男女相見時間和地點。時間是雨過天晴的傍晚,地點是越王台前刺桐花下。後三句,寫了兩人相見的結果,女子暗送秋波,又故意遺留下愛情的信物――雙翠(一對以翠羽裝飾的釵子),然後騎在象背上涉水先走了,顯然希望對方跟蹤而來。看來南方青年男女較少受到封建禮教的束縛,談戀愛還是比較自由的。刺桐花為南方植物,象為南方動物,『越台』即『越王台』,為漢代南越王趙佗所築,在今廣州市北越秀山上,亦稱歌舞岡。顯然是談情說愛的好地方。詞中出現這些南方特有的風土人情,自然增加了其地方色彩。
  3. 個人特色
  意境的個人特色是指詩人的個性在其詩歌作品中的反映。凡優秀的詩歌作品通常都具有鮮明的個性。
  首先是由於詩人們的素質、性格、社會遭際各不相同。劉勰【文心雕龍・體性】篇已經從才、氣、學、識四個方面說明作者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因此他們的作品也會『其異如面』。明人宋濂還在【劉兵部詩序】中談道:『詩,心之聲也。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燥易之人,其詩浮以靡;奇刻之人,其詩峭厲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物象之表。』詩人作品中的意境各不相同,除了上述原因外,主要還是由詩人的社會地位與生活經歷的差異造成的。誠如宋人嚴羽【滄浪詩話・詩評】所說:『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就以寫妻子的詩為例,李白【別內赴征三首】其二云:『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時倘佩黃金印,莫學蘇秦不下機。』讀來頗有點戲謔的味道,而這在杜甫的筆下是難以出現的,如【月夜】詩表現了杜甫對妻子深沉的懷念之情,此類詩在李白的詩中也不容易找到。
  其次,題材的豐富多彩也有利於詩歌意境各具特色。明人屠龍【與王元美先生】一書專門談到過這個問題:今夫天有飛沙走石,則有和風惠日;今夫地有危峰峭壁,則有平原曠野;今夫江海有濁浪崩雲,則有平波展鏡;今夫人物有戈矛叱咤,則有俎豆晏笑:斯物之固然也。藉使天一於揚沙走石,地一於危峰峭壁,江海一於濁浪崩雲,人物一於戈矛叱咤,好奇不太過乎,將習見者厭矣。文章大觀,奇正、離合、瑰麗、爾雅、險壯、溫夷,何所不有?
  下面我們還是選兩首五言絕句為例,一首是李白的【獨坐敬亭山】:
  眾鳥高飛盡,
  孤雲獨去閒。
  相看兩不厭,
  只有敬亭山。
  
  敬亭山在安徽宣城,據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所附【李白杜甫年表】,知李白於天寶十二年(753)『秋至宣城。冬復至金陵』。則此詩當作於天寶十二載秋天。還有一首是杜甫的【絕句二首】之一:
  江碧鳥逾白,
  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過,
  何日是歸年?
  
  宋人黃鶴【集千家注杜工部詩】卷十一將此詩編在『廣德二年(764)成都作』的作品中。李詩首句說鳥都飛走了,連一隻都不剩,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是造境,也即理想之境界;杜詩首句說鳥在江上盤旋,想攆都攆不走,因為這兒是它們的家,這兒有它們的食物,是寫境,也即現實的狀態。李詩次句寫連山上惟一的一朵雲都飄走了,只剩下詩人一個人,於是創造了一個靜謐的世界;杜詩次句寫山上的草木生長得很茂盛,花紅得像火在燃燒,於是描寫出了一個生機勃勃的世界。李詩的後兩句寫詩人對敬亭山、對這個靜謐世界的無限愛戀之情,一位遺世獨立的人物出現在山前,也出現在我們的腦海中;杜詩的後兩句寫詩人日夜盼望離開這山清水秀、且無限生機的世界,因為人世間還有許多讓他牽掛的事情,詩人憂愁幽思的入世精神也是不難體會的。李詩善於寫意,杜詩工於遣詞的寫作特點在這兩首五言絕句中也得到充分的體現。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詩人在意境創造方面的特色也隨着社會與個人命運的變化而有所變化。李清照作為我國第一流詩人中的女性,當然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譬如她的詞都貼近生活,敢於暴露自己的內心秘密,善於用淺近的語言描寫清新的生活畫面,淋漓盡致地表現自己的真情實感。可以說她在創作過程中都具有這些基本特點,但是其情感以及表現這些情感的生活內容卻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有所變化。例如她有一首【如夢令】:
  嘗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欲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這首小令着重描寫了詩人在藕花深處爭渡時導致鷗鷺齊飛的生動畫面。通過對人爭渡、鳥齊飛的動態描寫,我們可以體會到作者在少女時代所洋溢着的青春活力。她的【一剪梅】也是寫獨自駕舟出遊的: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結婚後,雖然同樣『輕解羅裳,獨上蘭舟』,但是她再也不像少女時代那麼無牽無掛了,無論是在外面玩,還是在家中呆着,都對出門在外的丈夫有一種無法排解的刻骨相思。李清照晚年還寫過一首【武陵春】,其下片再次寫到了泛舟:『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蚱蜢舟,載不動許多愁。』這首詞雖然也寫愁,但是與上一首詞相比有本質的差別。上一首詞寫離愁,但離愁中含有甜蜜的回憶與相逢的希望,而這首詞寫的是國破家亡之愁,流離失所之愁,青春消失之愁,又都是無法克服的,所以詩人再也沒有心情泛舟了。三首寫泛舟詞的意境,隨着詩人命運與情感的變化,也在不斷地變化着。
  
  三、生活是詩歌創作的源泉
  
  正因為意境是詩的主題與詩的題材相結合的產物,主題的提煉與題材的擷取都離不開社會生活,所以社會生活是詩歌創作的源泉。
  歐陽修曾說過:『國朝浮圖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嘆也。』從歐陽修所介紹的情況來看,九僧不甚有名,【九僧詩集】也流傳不廣,他們的作品水平也不高。什麼原因呢?歐陽修接着介紹道:
  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風月、禽鳥之類,於是諸詩僧皆擱筆。(【文忠集】卷一二八)
  
 樓主| 夏知 發表於 2012-6-9 17:28 | 顯示全部樓層
  看來九僧詩水平不高的原因是嚴重脫離社會生活,寫來寫去都在人們常見的意象中兜圈子,一旦這些意象受到限制,便束手無策了。
  宋代在理論上主張脫離社會生活的是江西詩派,其領袖人物黃庭堅在創作方法上主張『點鐵成金』與『奪胎換骨』。他的這些方法說白了就是兩點,一是向前人學習語言,二是向前人學習詩意,再用自己的話寫出來。所以金人王若虛【詩話】批評道:『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江西詩派在宋代頗有影響,引得不少年輕人紛紛學習這一套,但是也有人覺悟後,投身生活,師法自然,在詩歌創作中取得了突出成就,楊萬里和陸游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陸游還寫了不少論詩詩,如【示子y】、【題廬陵蕭彥毓秀才詩卷後】之二等,其主旨都在強調生活是詩歌創作的源泉,如後者云:『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鏤虛空。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特別是他的【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談了自己的詩學主張與詩歌創作道路轉變的過程與體會,今亦錄之如下:
  我昔學詩未有得,
  殘餘未免從人乞。
  力孱氣餒心自知,
  妄取虛名有慚色。
  四十從戎駐南鄭,
  酣宴軍中夜連日。
  打球築場一千步,
  閱馬列廄三萬匹。
  華燈縱博聲滿樓,
  寶釵艷舞光照席。
  琵琶弦急冰雹亂,
  羯鼓手勻風雨疾。
  詩家三昧忽見前,
  屈賈在眼元歷歷。
  天機雲錦用在我,
  剪裁妙處非刀尺。
  世間才傑固不乏,
  秋毫未合天地隔。
  放翁老死何足論,
  【廣陵散】絕還堪惜。
  陸游於乾道八年(1172)應四川宣撫使王炎之邀,到了當時的抗金前線南鄭,時年四十八歲。先被聘為幹辦公事,後被延至幕中襄理軍務。這段不到一年的軍旅生活,既豐富了他詩歌創作的題材,又奠定了他的『功夫在詩外』的創作理論,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最為傑出的愛國詩人。投身火熱的社會生活對於詩歌創作的意義,在陸游身上得到了最為鮮明的反映。
  清人王夫之在【姜齋詩話】中將生活實踐比喻成鐵門檻,必須跨過鐵門檻,投身到生活實踐中去,才能獲得詩歌創作的素材。他說:『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即極寫大景,如「陰晴眾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非按輿地圖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樓所得見者耳。隔垣聽演雜劇,可聞其歌,不見其舞;更遠則但聞鼓聲,而可雲所演何出乎?』清末,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他所謂的『主觀之詩人』當指李後主這類抒情詩的作者。而抒情詩借物抒情,當然也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就拿李後主來說,他若不是一國之君,享盡了榮華富貴,後來又成了亡國奴,在生活條件與情感上都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則他就不可能寫出如王國維所說的那祥『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也不可能像王國維表揚的那樣:『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說『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顯然是不對的。如果杜甫沒有經歷安史之亂,我們中國大概就會少了一個詩聖。
  盤線系腕,巧篆垂簪,玉隱紺紗睡覺。銀瓶露井,彩雲窗,往事少年依約。為當時、曾寫榴裙,傷心紅綃褪萼。黍夢光陰,漸老汀洲煙m。莫唱江南古調,怨抑難招、楚江沉魄。薰風燕乳,暗雨梅黃,午鏡澡蘭簾幕。念秦樓、也擬人歸,應剪菖蒲自酌。但悵望、一縷新蟾,隨人天角。――吳文英【澡蘭香・淮安重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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