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潛未曾『見』南山

  作者: 景凱旋

　　徐復先生在世時跟人談學問，常言治學要『有所發明』。這話聽起來易，要做到實難，試看今天多少學術論文都是那種機關的工作總結，便當瞭然。生於民國元年的徐先生，是黃侃的入門弟子，後又從章太炎問學，用他的話說，是給老師、太老師磕過頭的，正宗的章黃學派傳人。他晚年作【書詳註】，費時二十年探賾索隱，又自費為太師母出詩集，始終恭敬如儀。友人來訪，皆呼之曰『魯靈光』。如今老友多已飄零，徐先生亦永歸道山，那一代學者從容淡定的治學風範，今人是難以企及了。
　　晚年的徐先生仍心無旁鶩，筆耕不輟。有一個時期，他突然喜歡讀起陶詩來，寫下一文，名曰【陶詩『望南山』正詁】（未刊稿）。寫完後興致甚高，凡有來客便談，談必陶淵明。他認為，膾炙人口的陶詩【飲酒】中文字有誤。具體說來，就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中的『見』字，當作『望』字。之前，人們在各種版本裡讀到的都是『見南山』，再也沒想到正確的文字會是『望南山』，徐先生以前也曾撰文談過這問題，現在則是進一步指出了舛訛的根源，而這始作俑者正是宋代的大詩人蘇東坡。東坡一生喜歡陶詩，曾作和陶詩109首，他的才氣大，學識高，看到礙眼的文字自然不肯沉默，忍不住要評論一番。【東坡題跋】卷二【題淵明飲酒詩後】說：
　　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
　　同樣的意思又見於【仇池筆記】：
　　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見南山，境與意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蓋滅沒於煙波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
　　大概覺得這一字之差實在大關宏旨，在筆記里寫下來還不夠，於是每每又在弟子處提起，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就記載道：
　　記在廣陵日，見東坡雲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採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採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粗間求之。（【雞肋集】卷三三【題陶淵明詩後】）
　　東坡的文字感覺當然是第一流的，要論陶淵明的知音，似乎也非東坡莫屬。此言一出，天下翕然相從，宋人陳善【NFE28Ｊ新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皆撮錄入書，以為嘉言。東坡的方外之交惠洪也出來支持：『「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渾成風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狀。』（【冷齋夜話】卷四）稍後的蔡啟也評說道：『「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閒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字為望字，若爾，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是者。』（【蔡寬夫詩話】）按照宋人的觀點，陶詩的妙處就在心不滯物，境與意會。外物向着詩入的內心走來，相逢一笑，一時間不知身在何處。迄今為止，人們理解陶淵明此詩，大抵不出這個範圍。
　　徐先生則曰不然。他說，關鍵的問題是『南山』二字，已往的注本都把它視作虛指，未及注此，論者遂以不狂為狂，大失淵明本意：
　　陶潛【飲酒詩】：『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南山向無確解，如虛指某一高山，則似有詩意而實則鑿空。余讀【晉書・隱逸傳】：『翟湯，字道深，尋陽人，不屑世事，耕而後食。司徒王導辟，不就，隱於縣界南山。』淵明為翟湯同鄉後輩，志行相似，故詩中『南山』，實借指翟湯言，非屬虛指。又蕭統【文選】選陶詩，作『悠然望南山』，望謂注仰，有嚮往意。陶詩原文當如此。
　　最初看到徐先生的發覆，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與中國詩歌的接受美學太牴觸了。從詩的意境上講，『見』字是無意，『望』字是有意，後者的確太實，也太俗。如此探賾索隱，那麼，說『南山』喻南山四皓，或者指南嶽廬山，不也一樣可通？可再一想，這些畢竟都是古典，而徐先生的考證卻是陳寅恪所說的『今典』。詩歌若尋出今典，方為扣實。翟湯是東晉有名的隱士，史書上說他累征不起，也是個不肯受人恩惠的人，【搜神記】的作者干寶送他一條船，他變賣成絹物，又寄還給干寶。宋人王質的【栗里譜】甚至還推定，陶妻翟氏就是翟湯家人，亦不知何據。不過，陶淵明棄官而去，隱居南山，過的也是那種『耕而後食』的生活，偶爾聯想到這位志行相類的同鄉前輩，生出仰望之情，正是順理成章的事。
　　但我還是有點不甘心，去查版本。收錄此詩最早的蕭統【文選】確是作『望』字，而陶集最初的本子也是這個梁昭明太子所編，雖已亡佚，想必文字都一樣。唐初歐陽詢等人編的【藝文類聚】（卷六五）摘錄了這首詩，也作『望』。至於別集，唐代的寫本今人當然是無從看到了。東翻西檢，找到兩首詩，一是白樂天的【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其一曰：『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另一首是蘇F的【閒園即事寄韋侍郎】，曰：『結廬東城下，直望江南山。』兩首詩都是效陶之作，算是旁證，也可證明唐人見到的本子是『望』字。
　　宋本呢，顯然是不用查了，東坡看到的已經是不同文字。據稱，北宋時流行的陶集有數十種之多，時人已經不勝其異。宋庠考訂江左舊本，編為十卷，後世通行的陶集便大多出於這個訂本。這樣看來，以『望』作『見』，當是宋人臆改，加上蘇東坡的名氣又太大，大到牢牢占據了文字史上的話語權，他的此番言論一出，無人敢駁。這之後，歷朝的詩集、選本和詩話就大都作『見』而不作『望』了。
　　以前讀王瑤的陶詩注，說服菊可以延年，採菊是為了服食，深以為然。翻檢魏晉間人的詩文，食菊的記載觸處可見，如【西京雜記】（卷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曹丕【九日與鍾繇書】：『至於芳菊，紛然獨榮。……輔體延年，莫斯之貴。』傅玄【菊花賦】：『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晉代的葛洪儒道兼修，在【抱朴子・內篇】中列舉了許多食菊益壽的方法，還具體地記載了南陽某山中人家，因飲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長壽的事。晉時的南陽似乎是一個隱士聚居之地，【桃花源記】中的劉子驥不也是南陽人嗎？【晉中興書】稱他常入山採藥，深入忘返，想必這藥就包括了菊花在內。回頭再看陶詩，【九日閒居》裡就明明白白地寫道：『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
　　既然是為了服食，就不是高曠悠遠的心境，而是一種實在的養生之道。但當初竟沒想到，若上句的心境是實，下句的心境是虛，這兩句便很難契合無間。如今以『見』為『望』，採菊服食才算是終於有了着落。所不同的是，王瑤先生說南山是壽考的象徵，徐先生則說是翟湯的借指。南山者，翟湯也。按照這意思推論，南山在詩人心中，首先是一個歷史人物的存在。詩人一邊採菊，一邊嚮往先賢，想到的是服食養生的生活，並非心不滯物的光景。徐先生是訓詁學家，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不肯多做闡釋。但在我看來，這條考證卻正符合陳寅恪先生所說的『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致沈兼士書】）。考定一個『望』字，便讓晉人的文化生活從遙遠的歷史深處浮現出來。
　　也就是說，通過『望南山』，陶淵明表達的是一種對隱居生活的喜悅，而蘇東坡闡發的卻是一種無我的禪意。陶淵明信仰天師道，崇奉道家自然學說，他雖與當時隱居廬山的高僧慧遠有交接，卻未嘗受佛教寂滅思想影響，甚至在人生觀上還存在着明顯的分歧。『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以己身委運任化，這是陶淵明的態度。『達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弘明集】五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息患在於無我，這是慧遠的態度。因此在這首詩里，陶淵明的『悠然』之情仍舊是道家的以道觀物，而非禪悅的以物觀物。以道觀物，體悟的是自然，詩人融化於自然之中；以物觀物，體悟的則是無我，詩人處在忘我的狀態之中。現代學者於道家禪悅每每相混，其實自宋人已然。看來，今後再讀【飲酒】，那個忘我的隱士形象得大打折扣了。
　　

　　也許意料到會引起爭議，徐先生在文中指出今人仍是因襲宋人舊說後，以一句感嘆作結：『求真務實者，當不河漢斯言也！』言下之意，他作為一個訓詁學者，只是對文字事實本身感興趣，至於宋人闡發的詩意因此遭到破壞，煞了風景，就只好有所不辭了。當年，陳寅恪校箋【秦婦吟】，對其中一句詩『野色徒銷戰士魂』存疑，認為『野色』當作『宿野』，也曾說過類似的話：『若有以說詩專主考據，以致佳詩盡成死句見責者，所不敢辭罪也。』
　　這確乎不只是『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狀』的問題，而且也是關涉到文學史上兩種批評範式的問題。這兩種範式都淵源有自，一種範式可說是本文（text）批評，着重摘句、評點和譚藝，把某句詩從具體情境中抽繹出來，加以主觀的審美賞析和闡釋，偏重的是以讀者為中心的闡釋。蘇東坡的天才不下於陶淵明，其論詩主張『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又是宋代以禪喻詩的第一人，好以己意說陶。而要就詩論詩，尋章摘句自是最好的手段。之後，諸家詩話拈出這兩句詩來評說，如宋蔡啟的『禪家所謂語到而實無見處』（【蔡寬夫詩話】），張戒的『非至閒至靜之中則不能到』（【歲寒堂詩話】），嚴羽的『質而自然』（【滄浪詩話】），明譚元春的『禪偈』（【古詩歸】卷九），鍾惺的『「見」字無心得妙』（同上），清王士禎的『吾心無菊』（【古學千金譜】），吳淇的『偶爾湊趣』（【六朝選詩定論】卷十一），近人王國維的『無我之境』（【人間詞話】），都是着落在一個『見』字上，體味的是以物見物的禪意。
　　另一種範式可說是語境（context）批評，知人論世，強調詩文的本旨和背景，偏重的是以作者為中心的闡釋。上世紀三十年代，朱光潛向國人傳播西方美學，稱頌陶淵明『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對此，魯迅在【題未定草】中加以駁之，就很反對這種摘句式批評。在魯迅看來，論文得顧及全人全篇，以及當時的社會狀態，方為確鑿。所謂『靜穆』的極境，一經歷史的究詰便會發現，『此境不見於詩』，不過是論者的主觀臆斷耳。乾嘉考據學與西方的歷史主義、實證主義其實頗有相通之處，在文學批評上都屬於語境研究。徐先生的學術取向和方法雖然與魯迅迥異，但他對『望』字的考定，實際上否定了宋以來以禪境喻淵明此詩的定論，在魯迅的歷史主義批評基礎上，進一步揭示出陶淵明的真實心境，加深了我們對陶淵明【飲酒】詩的理解。
　　用西方學者艾柯的話說，語境批評屬於『詮釋本文』，本文批評屬於『使用本文』。前者『必須尊重他那個時代的語言背景』，後者則『可以根據不同的文化參照系統得到不同的解讀』（【詮釋與過度詮釋】，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國內學者胡曉明的一篇文章也認為，在現代中國，這兩種不同的詩學範式的代表是陳寅恪和錢鍾書。陳寅恪的興趣在歷史真實 ，認為中國人詩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詩，所以重史料考證、文字訓詁，是用實證主義復甦了知人論世的傳統；錢鍾書的趣味在藝術美感，認為詩而盡信，不如無詩，所以對詩文中作者、本事、時地都不甚關注，着力抉發其中的情感心理類型，是用西方美學、心理學和哲學更新了評點、譚藝的傳統。他們的治學形成不同的『學術共同體』，不同的學術問題領域，存在着『一個隱含的詩學範式之爭』（【陳寅恪與錢鍾書：一個隱含的詩學範式之爭】，【華東師大學報】1998年第1期）。在陶詩的理解上，當初的魯迅與朱光潛之爭，如今的徐先生與宋人之別，其實都可作如是觀。
　　徐先生這條考證最初發表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因為是考釋文字，只提到翟湯的典故，未言及蘇軾的作用，所以並沒有引起學界注意。去世前一年，他又把文章改了一遍，採用與友人對談形式，他自己仍是只及文字訓詁，蘇軾的觀點則由友人道出。中國人對生死的態度，尤以陶淵明的自然主義最為通達，於是發覆陶詩的本旨，便成為徐先生從容自若度過最後時光的一大樂事。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