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學與國學

  作者: 謝桃坊

　　國學沉寂四十餘年之後，於1993年以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大型學術輯刊【國學研究】的問世爲標誌，表明它再度成爲中國學術熱潮。中國古典文學與國學有無關係呢？它是否爲國學的對象？它在國學研究中處於怎樣的地位？我們治古典文學是否應具備國學的基礎呢？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需要我們作歷史的追溯。
　　中國晚清時期由於西學東漸的加劇，在學術界引發了中、西學和新、舊學之爭。一些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學者們力圖保持中國傳統文化，視之爲『國粹』，於是湧現國粹思潮。1903年冬，鄧實等在上海倡議成立國學保存會，1905年2月刊行【國粹學報】。1906年，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組織國學講習會，由章太炎主講。1910年，章太炎將國學論文輯爲【國故論衡】由日本秀光社排印出版。1911年，北京國學研究會出版【國學叢刊】。1912年，四川國學研究院在成都出版【四川國學雜誌】。1914年，北京清華學校國學研究會刊行【國學叢刊】。1919年，北京大學成立國學社，刊行【國故月刊】。這一段時期的國學動動，志在保存國粹，以抵制西學的傳播和新文化運動的開展。1922年8月1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主持召開了北大季刊編輯討論會議，成立國學組，胡適爲主任，計劃出版【國學季刊】。胡適在1922年8月26日的日記里寫道：『我們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見，爲中國學術謀解放。』他隨即撰寫了【〖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於1923年1月由【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刊出。自此，國學運動的一種新思潮形成，它使國學的發展走上一條新的道路。
　　任何一種學術思潮只有在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人們對它的性質才會有較明確的認識。『國學』的概念是極寬泛的，它似乎可以涵蓋整個的中國傳統文化或中國學術，這在當時國學大師之間即有不同的理解。而從他們的不同理解中，可以見出它與中國古典文學的關係。
　　章太炎將國學等同於儒學，提倡儒家倫理道德。他在【國學之統宗》裡說：『今欲改良社會，不宜單講理學，坐而言，要在起而行。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歸於「六經」。』怎樣最簡要地領會『六經』的精神呢？他說：『余以爲今日而講國學，【孝經】、【大學】、【儒行】、【喪服】，實萬流之匯歸也。』【孝經】是【十三經】之一，【大學】和【儒行】是【禮記】中之兩篇，【喪服】是【儀禮】中之一篇，它們是講述儒家之道和儒者行爲規範的。章太炎在各處講國學的主要內容是通過小學（文字、音韻、訓詁）以了解儒家經典，旁及歷史、制度、宋明理學和佛學。他與一些由經師而講國學的學者們都是無文學觀念的。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裡說：『國學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國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做成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化史包括哲學史、藝術史、文學史、宗教史、民族史等。這樣，文學是屬於國學對象之一的。顧頡剛在【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發刊詞》裡說：國學『是中國的歷史，是歷史科學中的中國的一部分。研究國學就是研究歷史科學中的中國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中國歷史的材料。』在中國歷史的材料中，古典文學僅是一種材料，並不含有文學的性質。錢穆是將國學理解爲中國學術思想史的，他在【國學概論•弁言》裡以爲治國學『其用意在使學者得識二千年來本國學術思想界流轉變遷之大勢』。這是將文學排斥於國學之外的。
　　從上述四種國學觀念可見，文學或者是國學對象之一，或者與國學毫無關係，它是處於尷尬境地的。
　　我們再看國學大師們開列的國學書目中的古典文學情形。1923年胡適在【東方雜誌】發表【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計181種典籍，其中文學史之部自【詩經】迄【老殘遊記】爲77種，占總數的百分之四十。這裡所列典籍過於繁多，遠非一般青年可在三五年內讀完的，所以隨後他又擬了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計有：
　　【書目答問】【中國人名大辭典】【九種紀事本末】【中國哲學史大綱】【老子】【四書】【墨子間詁】【荀子集注】【韓非子】【淮南鴻烈集解】【周禮】【論衡】【佛遺教經】【法華經】【阿彌陀經】【壇經】【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王臨川集】【朱子年譜】【王文成公全書】【清代學術概論】【章實齋年譜】【崔東壁遺書】【新學偽經考】【詩集傳】【左傳】【文選】【樂府詩集】【全唐詩】【宋詩抄】【宋六十家詞】【元曲選】【宋元戲曲史】【綴白裘】【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
　　
　　以上39種，古典文學13種，占總數的三分之一。梁啓超指出胡適所擬書目偏重哲學與文學，其中有許多是沒有國學常識的青年不能讀的；又如讓青年去讀【全唐詩】和【宋六十家詞】還不如選讀幾種著名詩集和詞集爲當。因此他重新擬了一個【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計收典籍126種，其中韻文類書36種，繼而又擬了『真正之最低限度』書目：
　　【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
　　
　　以上25種，其中古典文學8種，占總數的三分之一。我們且不評論這兩家所擬書目的優劣，但可見其真正最低限度書目中古典文學均占三分之一的比例。這些書目是青年學習國學的必讀的基本典籍，則古典文學是國學基礎之一。1924年章太炎在【華國月刊】發表了【中學國文書目】，實際所擬青年應讀的國學典籍，計39種，它們爲儒家經典、諸子、理學和小學書，除儒家經典【詩經】之外，竟無一種文學書。這反映了國學思潮中一種守舊的態度，它在整個國學運動中一直存在影響，但自1923年之後已非國學的主流。
　　在各種國學刊物里，我們能見到一些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例如：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國學叢刊】1910年）；李萬育【說詞】（【國學叢刊】1923年）；胡懷深【韓柳歐蘇文之淵源】（【國學】1926年）；馮沅君【南宋詞人小記二則】（【北大國學月刊】1926年）；馮沅君【南宋詞人小記】（【北大國學月刊】1927年）；顏虛心【陳同甫生卒年月考】（【國學論叢】1927年）；王國維【唐宋大曲考】（【國學論叢】1928年）；王敦化【宋詞體制考略】（【齊大國學叢刊】1929年）；梁啓超【跋四卷本稼軒詞】（【國學論叢】1929年）；羅根澤【郭茂倩〖樂府詩集〗跋尾】（【國學叢編】1931年）；史乃康【江西宗派之人物及其詩體】（【國學論衡】1933年）；張尊五【北宋詞論】（【國學季刊】1933年）；夏承燾【姜白石議大樂辨】（【國學論衡】1934年）；俞振楣【歐陽修文淵源考】（【國專月刊】1936年）；趙宗湘【蘇詩臆說】（【國專月刊】1936年）；阮真【評兩宋詞】（【國專月刊】1936年）。這些僅是關於宋代文學的論文，說明古典文學是國學的研究對象之一。上述論文屬於純文學研究的不多，而大都是從文獻與歷史的角度對文學作品與作家進行考證。我們如果將國學刊物發表的關於古典文學的論文進行統計，必然會發現屬於從文獻與歷史角度作的考證居多。這可說明古典文學作爲國學研究的對象是不同於純文學研究性質的。不僅古典文學的情況如此，其他中國哲學、歷史、政治、地理、語言等作爲國學研究對象時也是如此的。
　　『國學』這個概念是較爲模糊的。1926年，錢穆說：『「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爲一時代的名詞。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許多學者皆有類似錢穆的感想。1932年7月北京大學研究院成立，設自然科學部、文史部和社會科學部，原研究所國學門爲文史部取代。『文史』代替了『國學』，學術界立即有所響應：1933年6月國立暨南大學出版【文史叢刊】，1935年3月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出版【文史彙刊】，1935年7月安徽大學文史學會出版【安大文史叢刊】，1941年1月重慶文史雜誌社創辦【文史雜誌】。顯然『文史』比『國學』概念較爲狹小，但『文史』絕非『文學』與『史學』的組合，它是中國學術新概念。1946年10月天津【大公報•文史周刊】創刊，胡適在【〖文史〗的引子》裡說明此刊宗旨：
　　

　　【文史】副刊是我們幾個愛讀書的朋友們湊合的一個『讀書俱樂部』。我們想在這裡提出我們自己研究文史的一些小問題，一些小成績。……我們用的『文史』一個名詞，可以說是泛指文化史的各方面。我們當然不想在這個小刊物里討論文化史的大問題，我們只想就各人平時的興趣，提出一些範圍比較狹小的問題，做一點細密的考究，尋求一些我們認爲值得討論的結論。……文史學者的主要工作還是只尋求無數細小問題的細密解答。
　　
　　這是對『文史』學術規範的說明，是對國學研究經驗的總結。胡適此後不再談『國學』，而是談『文史考證』了。1952年胡適爲台灣大學和台灣師範學院文科學生講【治學方法】，他以爲：『中國的考證學，所謂文史方面的考證是怎樣來的呢？我們的文史考證同西方不一樣。』這種方法源於宋代，至清代乾嘉學派而完善。胡適特別以其對於中國古典小說的考證爲例說：『我用來考證小說的方法，我覺得還算是經過改善的，是一種「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我可以引爲自慰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說考證，也替中國文學史家與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擴充了無數的新材料。』他對【紅樓夢】的考證用力最多，時間最長，發表有【紅樓夢考證】（1920年）、【跋〖紅樓夢考證〗】（1922年）、【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1928年）、【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1933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辨〗】（1957年）、【所謂曹雪芹小像的謎】（1960年）、【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1961年）等十餘篇論文。他談心得說：『【紅樓夢】的考證是極不容易做的，一來因爲材料太少，二來因爲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路。他們怎樣走錯了道路呢？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搜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的情節。……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考證只能在這兩個問題上著手（著者和本子），只能用我們力之所能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得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胡適正是採取文史考證的方法在【紅樓夢】研究方面取得最卓越的學術成就的。文史研究的對象是中國古代文獻與歷史和中國學術中存在的細小問題，它在方法上採用清代乾嘉學派的傳統的考據學，並吸收近代科學的實證方法進行細密的考證。由此可以解決中國文化史和中國學術中存在的某些細小的、疑難的、深奧的學術問題，它們必須是具有關於中國傳統文化深厚修養的並具專業優長的中國學者才可能解決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關於【老子】成書的年代問題，自錢穆提出後，馮友蘭、顧頡剛、胡適等都參加了爭論。這是典型的文史考證問題，所以西方漢學家對此感嘆說：『中國學術問題需由中國人自加論定。』
　　新中國建立後學術界雖然在新的思想指導下繼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但『整理國故』工作成爲『古籍整理』了，沒有再談『國學』了。1962年10月由【新建設】編輯部主編、中華書局出版的學術專刊【文史】創刊，卷首的【編者題記】云：
　　【文史】所收輯的文章大抵偏重於資料和考據。學術研究是一個認識過程。積累資料和辨析資料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大量占有資料，才能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考據就是對資料進行鑑別，去偽存真，辨其精粗美惡。……【文史】準備收輯研究我國古代和近代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和某些科學技術史等方面的文章。
　　
　　同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創辦了【中華文史論叢】輯刊，其宗旨與【文史】相似。中國新時期以來【文史】和【中華文史論叢】仍保持了最初的宗旨，而1993年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國學研究】亦繼承了【國學季刊】的傳統。因此我們可以說：國學即是文史研究或文史考證。它們並無實質性的區別，只是因時代學術觀念的變化而出現的不同名稱而已。古典文學已是國學――文史研究的重要對象之一。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文學家生卒年問題、作家事跡考、文學總集和別集的成書年代與真偽問題、作品的系年、作家的交遊關係、文學典籍的版本源流、文學史上的未決公案、文學現象的歷史線索、重要作品的文字訓詁、韻文的音韻問題、文學專門術語的考釋、作家遺事的追溯、作品的輯佚與疏證等等文獻與歷史的細小問題的考證皆屬於國學研究的範圍。雖然這些問題是與中國文學研究有關的，但卻非文學研究所能解決的。因此國學視野中的古典文學是古典文學史上存在的某些細小的、綜合性的、邊緣性的學術問題。這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與國學的對象存在部分疊合的關係。我們治古典文學如果使用文學的研究方法僅關注文學語言、藝術形象、文字形式、文學意象、文學結構、文學情節、作家風格、作品藝術性、文學流派、文學現象、文學思潮等，忽視了許多非常重要的文史考證的學術問題，或者只能藉助他人的考證成果，則這種研究是缺乏新的證據而不會深入的，也反映了其基礎的不牢固。當然學者治學各有所長，長於論辨、長於考據、長於辭章，或長於箋注輯佚，但能兼善則更可能達到學術高境。總之，我們從古典文學與國學的關係的考察，使我們能清楚地認識到學習和研究古典文學必須具備一定的國學基礎。
　　現在談到『國學』，每每在觀念上仍感模糊與寬泛，將它等同於儒學、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學術，或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書的知識。這是因爲把研究、研究基礎和知識普及不分學術層次地混爲一談了。國學研究是很高深的學問，是少數專家的工作，不是民眾可能而又應該了解的，所以顧頡剛不贊成國學的普及工作。他在1926年作的【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發刊詞》裡說：
　　我們研究的主旨是在於用科學的方法去駕馭中國的歷史材料，不是要做國粹論者。我們不希望把國學普及給一班民眾，只希望得到許多真實的同志而互相觀摩，並間接給研究別的科學的人以工作的觀感，使得將來可以實現一個提攜並進的境界。
　　
　　當然這樣的研究成果是會推進中國學術和宏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國學研究儘管是關注文獻與歷史的狹小的問題，但要對它們進行細密的考證卻是非常困難的，特別需要有廣博的傳統文化知識，熟悉經、史、子、集的重要典籍。【四庫全書】共收3461部典籍，然而估計中國典籍的總數在八萬種以上，故而要熟悉如此浩如煙海的典籍實不可能，但在形成中國傳統文化過程中發生過重大影響的典籍，卻是研究國學必備的基礎。自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了【國學基本叢書】，計收典籍287種，其中詩文總集16種，詩文別集75種，詞曲11種，傳奇小說12種，共114種，這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專業基礎書籍。此外治古典文學尚需國學的基礎知識，以下典籍是必讀的：
　　【清代學術概論】【直齋書錄解題】【四庫全書總目】【通志略】【四書集注】【經學通論】【周易集解】【荀子集解】【莊子集解】【老子本義】【墨子間詁】【宋元學案】【韓非子集解】【禮記集解】【爾雅義疏】【說文解字注】【廣韻】【日知錄集釋】【文史通義】【尚書今古文註疏】【春秋左傳詁】【史記】【漢書補註】【後漢書補註】【三國志】【資治通鑑】
　　
　　閱讀以上二十餘種典籍便可形成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再治古典文學時則能與中國文化根基相聯繫而進入深層的學術境界。學術的普及工作是很必要的，這對於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會有積極的作用。國學是不必普及的，然而中國傳統文化知識是應向民眾普及的，其中自然包括古典文學知識了。在當前國學熱潮再度興起之際，我們回顧中國古典文學與國學的歷史關係，有助於我們從國學的角度認識古典文學研究性質和方法的複雜性，以便提高古典文學的研究水平和開拓廣闊的道路。
　　
　　（作者單位：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