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的游宦、游学之风与文人五言诗

  作者: 陈　君

　　“游学”二字，较早见于《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曰：“游学博闻。”正如吕思勉先生云：“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世卿世禄制的解体，士的阶层崛起，他们往来诸国，游宦诸侯，其中不乏学问之士，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就聚集了不少游学之士。秦国统一天下后，禁止私学，游学之风暂歇。秦亡汉兴，随着社会走向安定，游学之风再度兴起。如西汉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东汉时期此风更盛，不论京师或郡国，“经生所处，则不远千里之路。精庐暂建，嬴粮动有千百”（《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论》）。如果经师身处僻远之地，求学者往往不辞辛苦，千里奔赴。会稽山阴赵晔诣犍为资中从杜抚学，与亲人多年不通音信，家人甚至怀疑他已不在人世，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两汉时代的游学在形式上虽与先秦相同，但学习内容却有所不同。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卷六《武帝纪赞》），儒家思想确立了独尊地位，儒家经典成为游学之士的主要学习内容。
　　汉代的游学，以东汉和帝、安帝时期为界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两个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和、安以前，一般游学之士的学习方式以私家教授为主。如赣遂教授数百人；翟方进西至京师受经，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其子宣，居长安教授，诸生满堂。（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私家教授之盛不始东汉”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太学博士弟子则各有员数，“设科射策，动以官禄”（《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赞》），不在游学之列。学与宦本密不可分，子夏就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篇》）的话，《礼记•曲礼上》也有“宦学事师”的说法。游学者也不例外，习经的目的是做官，入仕的基础则是明经。《汉书》卷九二《游侠•楼护传》载楼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共谓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楼护于是辞其父，学经传，终成名士。和帝初年乐府诗《雁门太守行》所讴歌的洛阳令王涣情况与此类似，诗歌写道：“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蜀人，少行宦学，通《五经》论。”（《后汉书》卷七六《循吏•王涣传》章怀太子注引《古乐府歌》）在王涣的成长经历中，学与宦也是二而为一的。
　　自东汉和、安以后，游学与游宦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后汉书》卷七九《王符传》云：“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所谓游宦，就是交游以求宦达。其中浮华者众，成就者少。王符《潜夫┞•赞学》云：“当世学士恒以万计，而究途者无数十焉……是故无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强捐家出身旷日师门者，必无几矣。”有些人甚至放弃了正常的学业，专务交游结党。袁宏《后汉纪》卷一五《殇帝纪》云：“自顷以来……俗吏繁炽，儒生寡少。其在京师，不务经学，竟于人事，争于货贿。”“竟于人事，争于货贿”是游宦生活不光彩的一面，但可能也是更多人选择的方式。王符对此有激烈的批评：“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潜夫论•务本》）不仅普通士人有结党之风，名士之间也有荐举之事。《后汉书》卷五三《窦融附窦章传》云章“与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荐”。史书所载是符合事实的，《北堂书钞》卷三二引有窦章《荐马融文》，《后汉书》卷八二《崔S传附崔瑗传》又载窦章（时任少府）曾与大司农胡广共荐崔瑗为河间相，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将此事系于顺帝汉安元年（142）。
　　东汉后期，太学逐渐成为游宦、游学之士的聚集之地。光武帝兴复太学以后，明帝多次幸临，与博士诸儒讲论经义。然“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永建六年（131）秋九月，顺帝采纳翟T的建议，重新“缮起太学”（《后汉书》卷六《顺帝纪》），更修黉宇，共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太学游士来自不同地区，学术背景各异，思想见解千差万别，却都希望找到个人的政治出路。在批评时政的潮流激荡之下，他们将对生活境遇的种种不满指向政治的腐败，将个人命运的不幸归结到皇帝的昏庸与宦官的专权，以清议对抗政治上的浊恶势力。游谈之士的求名之心、结党之风，与士大夫的意气之争、朝廷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最后酿成了党锢之祸。
　　游宦、游学不仅是一种社会风气、政治现象，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游宦与游学者行走在尊与卑的社会阶层之间，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是经生、是学士，但在官宦豪族面前，他们不过是白衣寒士；他们既感受到城市的繁华，也领悟到人情的冷漠。这个特殊群体的人生感受表现在文学中，就是《古诗十九首》所展示出来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前辈学者有过许多推测，一般认为这组诗歌是东汉后期的作品。历史的真相虽然难以还原，但诗歌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却给我们一些可供寻觅的线索。从许多方面看，《古诗十九首》的内容、风格与游宦、游学的时代背景是贴合的，其中许多诗篇反映了游学、游宦的艰难与人情冷暖。
　　对个体生命而言，游宦、游学的经历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古诗十九首》中充满了离家者行走的脚步声，“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青青陵上柏》）是近游，“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行行重行行》）则是远行。游宦之士羡慕豪门、勋贵的奢富，所谓“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青青陵上柏》）。诗中所描写的洛阳，正是汉末大乱之前的景象：“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后汉书》卷七○《董卓传》）“两宫”、“双阙”也是洛阳宫阙的真实写照，蔡质《汉仪》中写到：“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可以想见，洛阳雄伟耸立的宫殿、上与天连的宫阙，这些彰显尊容的皇家气派一定会让初至京城的“乡鄙之士”叹为观止，让他们萌生出人头地、衣锦还乡的念头。追求荣名的思想在《古诗十九首》中反复吐露，或云“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或云“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此外，《古诗十九首》更流露出一种通俗趣味，或沉溺于声色之娱：“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东城高且长》）或沉溺于美酒华服：“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或宣扬及时行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
　　既然游宦是为了显达，就需要交游，而飨宴是文人交游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崔瑗曾经将自己的俸禄大部分用来款待宾客，却因为奢侈而遭到他们背后的议论与指责，崔瑗知道后十分生气，说“士大夫不足养如此”（《后汉书》卷八二《崔S传附崔瑗传》章怀太子注引华峤《汉后书》），然好客之病终不能改。蔡邕《与袁公书》云：“朝夕游谈，从学宴饮。酌麦醴、燔干鱼，欣欣焉乐在其中矣。”（《北堂书钞》卷一四八，清严可均辑入《全后汉文》卷七二）则写出了游学者朝游夕宴、怡然自得的生活侧面。《古诗十九首》也有“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今日良宴会》）的吟唱。在这个浮华奢靡的社会中，作为个体的游学、游宦者，其力量是微弱的，未必都能找到个人的出路。与马融同时的扶风曹众伯师亦有才学，“与乡里苏孺文、窦伯向、马季长并游宦，唯众不遇，以寿终于家”（《后汉书》卷一一○上《文苑•苏顺传附曹众传》章怀太子注引《三辅决录注》）。在很多时候他们不免感到空虚和寂寞，而至于“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明月何皎皎》），甚或终夕不眠，“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孟冬寒气至》）。《明月何皎皎》诗云：“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思乡之情是实在的，但诗人内心的愁思却是复杂的，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是怎样一种哀愁。诗人不愿启口，我们亦无从推测。有时生活不如意，则希望藉饮酒来麻醉自己，暂时忘掉世俗的烦恼：“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但饮宴之后却更加苦闷，大胆唱出愤激之言：“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NFC2Eｉ鸪た嘈痢！保ā督袢樟佳缁帷罚
　　

　　文人间的交往也非尽如人意，言语间或有片言之失，接纳时或有不足之憾，于是耿介、是非便因之而生。崔瑗《座右铭》中的“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或即因此而发。在游宦、交往中所领悟的世态人情，亦让人感慨。《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云：“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对不愿施以援手的学友表示了深深的失望。另外，当时交游中更多“比周伤义，偏党毁俗”（《后汉书》卷四三《朱晖附朱穆传》）的情况，王符《潜夫论•议交》曾予以严厉的谴责。稍后朱穆的《崇厚论》、《绝交论》，蔡邕的《正交论》以及刘梁的《破群论》、《辨和同之论》，也是对这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
　　从游宦、游学而生的离别之苦与思念之情中，夫妇或男女之间爱情的流露更让人感动。在这之前，汉代文人常常摆出一副正统的面孔，韦孟《在邹诗》、《讽谏诗》和韦玄成的诗歌是个人对家族传统的颂扬与反思，傅毅《迪志诗》表达了个人对家族光荣的怀念以及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四言诗如此，五言诗亦然，班固《咏史诗》描写缇萦救父之事，其中颇有个人感慨。到了《古诗十九首》与秦嘉的时代，爱情才更为勇敢而直接地表达出来。这种天籁之音是《诗经》中男女纯真情歌的复活，是长期被压抑、束缚的心灵的释放。
　　《古诗十九首》表达爱情的内容与方式十分丰富，其中既有游子思妇之情：“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也有爱人远行之后，思妇独守空闺的孤独与伤感：“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情在这里只是人之常情，却因其普通而让人感动。汉武帝《秋风辞》已发出了“欢乐极兮哀情多”的感叹，到东汉这种悲情的抒发更加强烈。东汉后期是一个感伤、多情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崇尚辞藻的时代。情与韵这两个时代特点的结合，使情得到一种有节制的抒发。如《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云：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即是秦嘉《赠妇诗》其三中的“何用叙我心？遗思致款诚”。诗中吟唱的“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崇尚男女间的至情，而忽略外在的形式，在精神境界和艺术手法上都可以称得上是遗形取神。秦嘉《赠妇诗》也表达了同样的境界：“虽知未足投，贵用叙我情”。《庭中有奇树》在当时就产生了影响，蔡邕《翠鸟诗》“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容”，很可能是模仿“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两句而来。蔡邕的诗歌对后来的曹植也产生了影响，曹植《弃妇诗》的开头几句就从《翠鸟诗》化用而来：“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帷彩有光荣。”
　　秦嘉与妻徐淑的《赠答诗》也有游宦的背景。当时，秦嘉仕郡为吏，举上计掾入洛，与妻子分别依依不舍。诗歌写道：“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分别见秦嘉《赠妇诗》其一、其二、其三，明寒山赵氏刊本《玉台新咏》卷一）尚未离别已生出千般感触，更何况远离之后呢？《玉台新咏》卷一载徐淑《答诗》云：
　　
　　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
　　
　　徐淑在诗歌里首先对自己婴疾归家，不能照顾丈夫表示惭愧之意，接着又用细致的笔触表达了对丈夫远行的依依不舍。妻子瞻望伫立、梦想容，伉俪情深溢于目前。“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不正是《古诗十九首•凛凛岁云暮》“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的意思吗？《凛凛岁云暮》又有“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两句，正是徐淑《答诗》“梦想兮容”一句所出。
　　不难看出，在创作题材、作家心理、感情抒发等方面，东汉后期的游宦、游学风气对五言诗的风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党锢事件的发生和汉末大乱，游宦、游学的时代风潮随东汉的灭亡而成为历史的尘埃，但文人五言诗却以其鲜明的历史印迹，为我们探究这一时代的风气留下了寻觅的线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