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言志辨】看朱自清先生的治學

  作者: 張海濤

　　【詩言志辨】是朱自清先生的一部文學批評論文集。共收【詩言志】、【比興】、【詩教】、【正變】四篇論文，研究了『詩言志』『比興』『詩教』『正變』四條詩論兩千多年的發展歷程。此書是朱先生學術生涯中影響很大也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吳周文在【朱自清論】一文中評價說：『【詩言志辨】是他功力最深的著作，對「詩言志」「比興」「詩教」「正變」四方面的詩論，縱向作了精微的考察，理清了它們的來龍去脈和衍變史跡，從而糾正了謬說。』（【朱自清研究論文集】）李廣田【朱自清先生的道路】也評論說：『……例如【詩言志辨】，是朱先生歷時最久，功夫最深的一部書。』（【朱自清研究資料】，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這部論文集是一本小書，但朱先生的治學方法及治學態度卻宛然可見。
　　首先，談一談朱先生的選題及處理方式，即小題大做。
　　先說『小題』，朱先生選的這四條詩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可謂是粒沙，大海中的一滴水，小得不能再小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當中有多少這樣的批評概念，恐怕很難說得清，但是朱先生做的就是這樣的題。其原因當然和他那個時代文學批評的現狀有很大關係。他在【詩言志辨】的序言中這樣寫道：
　　『西方文的輸入改變了我們的「史」的意念，也改變了我們的「文學」意念。』
　　又說『西方文化輸入了新的文學意念，加上新文學的創作，小說、詞曲詩文評，才得升了格，跟詩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統文學。』
　　『文學史的發展一面跟着一般史學的發展，一面也跟着文學的發展，這些年來我們的史學很快的進步，文學也有了新的成長，文學史確實改變了面目，但是改變面目是不夠的，我們要求新的血和肉，這需要大家長期的不斷的努力，一般的文學史如此，類別的文學史更顯然如此。而文學批評史似乎尤其難，一則一般人往往有種成見，以為無創作才的才去做批評工作，批評只是第二流貨色，因此有些人不願意研究它。二則我們的詩文評斷片的多，成形的少，不容易下手。三則我們的現代文學裡批評一類也還沒有發展；在各類文學中它是最落後的。現在我們固然願意有些人去試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但更願意有許多人分頭來搜集材料，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如何演變――尋出它們的史跡，這個得認真的仔細的考辨，一個字不放鬆，像漢學家考辨經史子書。這是從小處下手。希望努力的結果可能闡明批評的價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見，並堅強它那新獲得的地位。』
　　從這三則材料，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文學批評的現狀，一是剛剛取得與詩歌散文的平等地位，還是一個新興的研究學科；二是人們的觀念中並不重視它的存在，對它還有誤解，因此缺少一支研究隊伍；三是詩文評斷片的多，成形的少，支離破碎，現代文學批評還沒有發展。正是基於這樣的研究狀況，朱先生才說：『現在我們固然願意有些人去試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但更願意有許多人分頭來搜集材料，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如何演變――尋出它們的史跡。』這就是朱先生搞文學批評研究的基本態度，他的目的是以此來增加文學批評『新的血和肉』。季鎮淮在【紀念佩弦師逝世三十周年】一文中評價他的這種做學問的方法道：『朱先生這樣研究文學批評史，就方法和精神說，都是科學的。朱先生自謙為從「小處」下筆，實際這是必不可少的基礎工夫。有了這個基礎，而後才便於建造批評史的大廈。』范寧對此論述得更詳細：『朱先生不止是一位散文家，同時是學者。他對我們詩文評進行過深入的研究。詩文評中有慣用的一套抽象的性狀形容詞，如什麼雄渾呀，清麗呀，神理呀，氣味呀，不一而足。這些性狀形容詞，具體含義令人捉摸不定，感到含混模糊。朱先生說：「若有人能用考據方法將歷來文評所用的性狀形容詞爬羅剔抉一番，分別確定它們的義界，我們也許可以把舊文學的面目看得清楚些。」（朱自清【中國文評流別論】）其實不僅看清楚中國文學的面貌，而且建立一門學科，一門名副其實的中國文學批評或文學評論。因為每一個性狀形容詞概括了文學創作的一個方面的特徵，所以這個工作是很重要的。』又說：『朱先生在詩文評中用語方面，對一些性狀形容詞的含義的辨證，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這一工作對於建立科學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是必不可少的，應當後繼有人。』（【完美的人格】，三聯書店1987年版）從這些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朱自清先生做『小題』研究的意義。雖然朱先生這種選題的方式是受了文學批評現狀的限制，但小的論題容易把握，易於研究出深度，卻是大論題不能比的優點。
　　下面就來談一談小論題的深度，也即『大做』。朱自清為什麼能把四個小題做大，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研究中貫穿了『史學意念』。他在該書的序言中明白告訴我們，這四篇論文研究的是四條詩論的史的發展，『這四條詩論，四個詞句，在各時代有許多不同的用例。書中便據那些重要的用例試着解釋這四個詞句的本義跟變義，源頭和流派』。一個點本來是很小的，但要從它延伸開去，就會畫出一條長長的線，深度和廣度就都具備了。且讓我們以【詩言志】為例，看一看朱先生這種方法的具體運用。這篇論文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獻詩陳志，主要談兩個問題，一是詩樂不分家的時代，志與政教不分，言志不出於諷與頌，且諷比頌多，獻詩是公卿列士的事。二是樂以言志、歌以言志、詩以言志是傳統一貫，【詩經】原來全是樂歌，徒歌大都出於庶民，『緣情之作』是為了它們的聲調。第二部分賦詩言志，主要談借詩言志多用於外交，賦詩往往斷章取義，頌比諷多。第三部分教詩明志，論及詩與樂分家的歷史。從孔子到兩漢，演述了詩樂分離的過程，義逐漸被重視，聲逐漸被輕視，無教化作用的詩則陳詩以觀風。此時代『雖還不承認「詩緣情」的本身的價值，卻已發見了詩的這種作用，並且以為「王者」可由這種緣情的詩「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詩言志辨】）。志的意義此時也發生了變化，文中這樣寫道：『那麼「緣情」作詩竟與「陳志」獻詩殊途同歸了。但【詩大序】既說了「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說「吟詠情性」，後二語雖可以算是「言志」的同義語，意味究竟不同。【大序】的作者似乎看出「言志」一語總關政教，不適用於原是「緣情」的詩，所以轉換一個說法來解釋。到了韓詩及漢書朝代，看得這情形更明白，便只說「歌食」「歌事」，只說「哀樂之心」「各言其傷」，索性不提「言志」了。』（【詩言志辨】）從前三部分我們已可清晰看到兩條史的線索，一條是作詩從公卿列士下移至庶民，另一條是詩的主旨有擴大的傾向，『詩言志』的志從關政教到允許表達普通人的感情。第四部分作詩言志，更是從史的角度敘述了志的演變的流程。從吟詠情性到兼指一己的窮通出處，再到德性、詩緣情，至六朝人論詩，一面要表明詩的緣情，一面又不敢無視詩言志的傳統，後來發展到志情含混更標準化了，『志』含窮通出處、政教、德性等豐富內涵，到現在，有人用『言志』和『載道』來論中國文學的發展。這樣，『詩言志』這條詩論在各時代的意義和作用的演變就描畫出來了。
　　正是因為有了『史學意念』的參與，這幾個小論題變得厚實有深度了。讀朱自清的四篇論文，你經常可以看到『戰國以來』『漢興以來』『東漢時』『到了正始（魏齊王芳）時代』『六朝人』『梁代』『唐代』『直到清代』等等類似的清晰表達時間的字眼，也經常可以看到作者追根溯源的話，如『「詩教」這個詞始見於【禮記】』；『言語引詩，春秋時始見』；『他該算是開山祖師』；『逆氣生惡言的見解，春秋末年已經有了』；『鄭玄【詩譜序】的四個來歷』，等等諸如此類的話，這都是他的『史的意念』的體現。
　　

　　推測朱先生這樣做學問的原因，一是和他治的專業有關，他長期從事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的教學研究工作。因此很重視史學對文學的作用，他在林庚著的【中國文學史】序文中說：『文學史的研究得有別的許多學科做根據，主要是史學，廣義的史學。』第二個原因我們可以用吳祖湘的【佩弦先生】中的一段話來說明：『朱先生並不是歷史家，然而近年來所寫的文字中，卻大都有一個史的觀點，不論是談語文的，談文學思潮的，或是談一般文化的，大半是先作一歷史的演述，從簡要的演述中，揭發出歷史的真相，然後就自然地得出結論，指出方向，也就肯定了當前的任務。』（【完美的人格】，三聯書店1987年版）簡要的歷史演述，易於揭發歷史的真相，得出結論，是朱先生在研究中時時透着『史』的意念的重要原因。
　　【詩言志辨】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選材及處理材料的方法，由此可見朱自清先生治學的嚴謹、懷疑精神。
　　讀朱先生的【詩言志辨】，在他的選材上，感覺就是豐富。筆者對他行文中加注的材料加以統計，結果分別是【詩言志】63則，【比興】65則，【詩教】31則，【正變】34則，共計193則，全書字數十萬三千字，基本上每五百個字就會有一則材料（沒包括未加注的材料）。朱先生這種對材料的掌握程度是值得敬佩的，李廣田如此評價道：『然而讀過全書，你幾乎看不見作者自己的意見，因為這是一種科學工作，只要無成見，勤搜討，多辨析，自然就可以得出正確的結果。』（【朱自清研究資料】，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1年版）季鎮淮在他的【回憶朱佩弦自清先生】也寫到：『他講語文，講注釋，講文學評論，講文學源流發展，處處可見其留意考據，不做無根之談。』（【完美的人格】，三聯書店 1987年版）
　　關於材料的來源，作者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詩文評的專書里包含着作品和作家的批評，文體的史的發展，以及一般的理論，也包含着一些軼事異聞。這固然得費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專書以外，經史子集裡還有許多，即使不更多，詩文評的材料，直接的或間接的。前者如『詩言志』，『思無邪』，『辭，達而已矣』，『修辭立其誠』，後者如莊子裡『神』的意念和孟子裡『氣』的意念。這些才是我們的詩文評的源頭，從此江淮河漢流貫我們整個文學批評史。至於選集、別集的序跋和評語，別集裡的序跋、書牘、傳志，甚至評點書，還有三國志、世說新語、文選諸註裡，以及小說、筆記里，也都五光十色，層出不窮。這種種是取不盡、用不竭的，人手越多越有意思。只要不掉以輕心，謹嚴的考證、辨析，總會有結果的。
　　這段文字啟發了我們做同類研究時所應注意的領域。更值得重視的是『這固然得費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只要不掉以輕心，謹嚴的考證、辨析，總會有結果的』，前一段也說『這個得認真仔細的考辨，一個字不放鬆，像漢學家考辨經史子書』，這三句話強調的是考證辨析，一堆材料不做考證辨析，那是一堆死材料，反之，辨別它的真偽，找出它們之間的關係，就會發現真理，總結出規律。朱先生的四篇論文之所以能廓清對四條詩論的認識，讓讀者對四個概念有個宏觀深透的理解，是和作者考證辨析材料之功分不開的。在此須指明的是朱先生的考證辨析用的是現代人的立場，是批判的接受。譬如他談『詩體正變』，就批判了不少舊說，以為陸機的『詩緣情』說的發創是以新尺度代替了『詩言志』的舊尺度，但他又認為這只是以文學眼光繩詩去代替了儒家的詩教，卻還不能看到評詩的真正尺度，他指出中國古代的詩大多出於士大夫，而士大夫與君主是同處一個封建集團，維繫着共同的利害關係，這個集團的傳統與文學標準即『儒雅風流』，言志派以『儒雅』為尺度，還有一類自居緣情派，則以『縱情於醇酒婦人，或寄情于田園山水』的目光去評詩，實質是以『風流』為標準，朱自清認為應該否定『儒雅風流』的標準，而以人民的繩尺看『詩體正變』。他指出中國的『詩體正變』，直到五四出現新詩，才算得『變之極』、『歸於正』。
　　朱先生的【詩言志辨】中的觀點是歷史的，立場是人民的、現代的，是科學的揚棄，是推陳出新。他在【古文學欣賞】中也提到自己的這種治學立場，他說：『人情或人性不相遠，而歷史是連續的，這才說得上接受古文學。但是這是現代，我們有我們的立場，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場，再弄清楚古文學的立場，所謂「知己知彼」。然後才能分別出那些是該揚棄的，那些是該保留的。弄清楚立場就是清算，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
　　朱自清先生做學問的謹嚴態度，在書中還有具體的表現。比如談及自己的看法和認識時，常用一些推測性、不太肯定的話：『獻詩陳志的事，照上文所引的例子，大概也是周代才有。「志」字原來就是「詩」字，到這時候，兩個字大概有分開的必要了，所以加上「言」字偏旁，另成一字。』又如：『然而按他所舉那「縱伎」的例，似乎就是這種狹義的「詩緣情」也可算作「言志」。』『在哪一句發興，大概憑文義而定，就是常在興句之下，那似乎憑叶韻。』然後舉了【漢廣】篇首章，【終風】篇首章，【綿】篇首章的例子，繼續說：『「興也」都不在首句下，卻依次在次句和三句下。這些似乎是依照叶韻，將「興也」排在第二個韻句下。』五十一頁：『【毛傳】所謂興，恐怕有許多是未必切合「作詩人之意」的。』七十七頁：『「主文」疑即指比興。』不輕易下一斷言是朱自清謹慎治學的一個方面。吳祖湘在【佩弦先生】一文中回憶他講課時的情景：『我現在想到朱先生講書……他講得太多援引別人的意見，或是詳細地敘述一個新作家的思想與風格，他極少說他自己的意見；偶爾說及，也是囁囁喏喏的，顯得再三斟酌詞句，唯恐說溜了一個字，但不上幾句，他就好像覺得已經越出了範圍，極不妥當，趕忙打住。於是連連用他那疊起的白手帕抹汗珠。』這段話可以作為朱先生嚴謹治學的一個補證。胡適說：『大膽設想，小心求證。』廣西師大的莫道才教授在上課時說：『做學問要『處處皆疑，無一處不疑；時時須慎，凡作文務慎。』『小心』『慎』兩詞最能形容朱先生的治學精神。同時，朱自清也是具備大膽懷疑的學術品格的，在【詩言志辨】中我們也能經常看到這樣的話，如66頁：『但作詩時代，【左傳】有記載的只有【碩人】、【清人】、【載馳】、【黃鳥】四篇。據這四篇而推論其餘的一百五十六篇，風詩皆春秋中葉後隨時所作，實難確信。』再如84頁，在引用了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集】凡例中的話後，作者評價道：『照沈氏說，詩愛怎麼理會就怎麼理會，這不是無中生有嗎？』另外 145頁，說『孔穎達【詩大序疏】中的話將詩的發展看得太死了，有些強詞奪理，並追溯此說的源頭為孟子』。
　　一批批學人讀着朱自清的【背影】、【春】、【匆匆】、【荷塘月色】、【綠】等散文成長，印象當中的朱自清就是一個很好的散文家。及至讀了他的【詩言志辨】、【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文選序〗「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說】和一些有關他的研究文章，『學者』的概念在頭腦中才清晰起來。『狼藉丹鉛送歲華』，朱自清先生是一個勤奮的作家，也是一個勤奮嚴謹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