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作者: 胡可先

　　胡可先郁賢皓教授是在海內外學術界享有盛譽的唐代文史研究專家，迄今已出版學術著作20餘種，涵蓋文學與史學的諸多方面。文學方面的代表作為李白研究系列著作，史學研究的代表作有【唐刺史考全編】，文獻研究的著作有【元和姓纂】及【四校記】的整理。在半個世紀的教學與研究生涯中，郁先生以其寬闊的胸懷和勤奮的精神，辛勤耕耘，取得了學界公認的成就，也形成了突出的學術個性。本文就郁先生的李白研究、唐代文史研究與其治學方法諸方面略陳管見。
　　
　　一
　　
　　郁賢皓先生迄今已出版李白研究的著作8部，研究論文60餘篇。他研究李白，是從李白的事跡與交遊考證入手的，起初發表的一組文章是有關李白兩入長安之說的論證。最早的文章是1978年發表的【李白與張交遊新證】、【李白詩〖江夏別宋之悌〗系年辨誤】、【李白兩入長安及有關交遊考辨】。接着，在短短的兩年間，他連續發表了【李白詩中崔侍御考辨】、【李白初入長安事跡探索】等重要論文十餘篇。這一系列成果，迅速引起學術界的震動。作者將這些文章結集為【李白叢考】，1982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作為【唐代文學研究叢書】的第一種出版。郁先生在【後記】中說：『弄清李白的事跡和交遊，已成為李白研究工作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郁先生有關李白研究的新創穫，得到了同行專家的高度評價。如朱金城在【李白集校注後記】中評論【李白詩中崔侍御考辨】一文：『從稀見唐代墓誌拓片中，考證出李白詩中的「崔侍御」、「崔成甫」、「崔宗之」三者不能混為一人，從而弄清了崔成甫的家世和生平，糾正了歷來李白研究者所沒有搞清楚的問題。這些都足以說明，我國對李白的學術研究，通過不斷的刻苦鑽研，不斷深入，後來居上，在某些方面突破舊說，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李白叢考】的出版，之所以在學術界產生巨大的影響，總體上將李白研究向上提升了一步，其核心就在於對李白二入長安之說提出了強有力的新證。
　　20世紀60年代以前，歷代研究李白的學者都認為李白一生只有一次到過長安，也就是天寶元年（742）秋奉詔入京待詔翰林，至天寶三載（744）春離開長安。直至1962年，稗山先生發表了【李白兩入長安辨】，首次揭出李白兩入長安之說。而在這篇文章發表後十年間，並沒有產生影響。直至1971年，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一書，才採用李白『兩入長安說』。但由於【李白與杜甫】一書出版於特定的年代，加以錯誤較多，儘管採用兩入長安說，但仍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兩入長安說尚處於沉寂的狀態。當然，稗山與郭沫若的說法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視，與其證據不足以及論證方法的粗略是密切相關的。
　　郁先生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接連發表的【李白與張交遊新證】、【李白兩入長安及有關交遊考辨】、【李白初入長安事跡探索】等論文，證明李白在開元時期確實到過長安，加上已被確認的天寶初年受詔入長安，則有兩次入長安。郁先生使兩入長安之說由懷疑發展到實證。其證據主要有五條：（1）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有『西入秦海，一觀國風』語，表明李白欲離安陸而赴長安。其時李白三十歲。（2）李白有【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詩所表現的情懷，再與張九齡所撰【張說墓誌】參證，此詩為李白開元中入長安之作，而不是天寶初應詔入長安所作。（3）由李白詩作為內證，天寶元年，李白奉詔入長安的時令在季秋，是從南陵啟程的，而開元年間入長安的時令卻在夏季。再從離長安後的路線考察，兩次也是不一樣的：一次是浮黃河，一次是經商州。（4）以李白與好友元丹丘的贈答詩【以詩代書答元丹丘】『三見秦草綠』，證明李白開元年間第一次在長安住了三年。而李白天寶初應詔入長安僅有一年多時間，且當時元丹丘也在長安，不得云『三見秦草綠』。（5）現存李白詩篇中有隱居終南山之作，還有秋冬至春在州、坊州應酬之作，而天寶元年入京即供奉翰林，不可能產生以上作品。
　　兩次入長安的經歷中，第二次是天寶初年應詔入長安的，古今學者頗為注意，其活動情況也較清楚，而第一次即開元中入長安的活動就很難了解。郁先生在證明李白開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長安後，則進一步考證了李白在長安的活動，將問題進一步引向深入。這一次入長安在開元十八年或稍後一年的夏季，入京的目的是為求取功名，入京路線是從南陵啟程。入京以後，一方面隱居於終南山，希望得到皇帝的青睞，另一方面則出入於王公大人之門，以盼引薦。但儘管如此，卻因難得知己引薦而入仕無門，只好再下終南山，以抵州。又因為沒有找到出路，故而在第二年春天，又回到了終南山。據其【以詩代書答元丹丘】詩有『離居在咸陽，三見秦草綠』句，可確定其在長安居住了三年，大約在開元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春夏之交離開長安，浮河南下。
　　李白兩入長安的發現並進一步被普遍承認，不僅解決了李白生平事跡中的一個難題，更為重要的是對李白許多重要代表作品的系年必須重新研究，甚至李白的創作道路也必須為之改寫。過去的研究者，以李白一入長安為基礎，故認為李白的代表作【蜀道難】、【梁甫吟】、【將進酒】、【行路難】、【梁園吟】等詩，都是天寶三載（744）賜金還山後抒發憂憤之作，於是認為李白的創作道路是到了後期才輝煌的。但兩入長安說發現並被證實之後，情況就不同了。他的這些代表作品，都被證明為開元年間第一次入長安時所作。而這時的很多詩雖然是在長安未被所用而離開後發出的感慨，但因為不是像第二次入長安遭讒而憂憤離京，故情調迥然不同。即如郁先生所說：『李白開元年間第一次到長安不遇而歸以後所寫詩歌有一個顯著特點：既有悲憤的情緒，但又深信自己終有一天會出山濟世，君臣遇合，施展自己的抱負，做一番大事業。』（【唐風館雜稿】第247頁）基於這種認識，有關文學史長期以來對李白創作道路的定論就必須改寫：『李白在奉詔入京以前的開元年間，即寫下了許多著名的詩篇，尤其是樂府詩，揮灑自如，如行雲流水，藝術成就極高。因此，前人認為李白創作道路以天寶三載（744）被賜金還山為界，分前後兩期，主要成就在後一時期的說法是不正確的。現在我們的看法是：如果一定要以天寶三載為界將李白創作道路分前後兩期的話，那麼，李白前一時期的創作道路已經十分輝煌，尤其是一些舊題樂府詩的代表作【蜀道難】、【梁甫吟】、【將進酒】、【行路難】等，集中代表了李白前期創作道路的重要成就。』（同上）
　　李白兩入長安說的被確定，使得20世紀80年代的李白研究呈現出新的局面。安旗先生曾發表了【李白兩入長安始末】、【李白〖將進酒〗系年】。安旗與薛天緯教授合著的【李白年譜】，即以此說為基礎，對李白兩入長安的詩作按年編次，使李白詩文作年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朱金城先生在校注李白集時，對這一成果加以肯定並引用。
　　『兩入長安說』的意義還在於20世紀80年代以後所引起的李白三入長安的爭論。在兩入長安說的基礎上，李從軍先生於1983年發表了【李白三入長安考】一文，提出李白在開元中、天寶初兩次入京外，還於天寶十一、二載間第三次入長安，並有岐之游。隨後，安旗先生修訂補充了兩入長安的說法，寫了【李白三入長安別考】一文，在李從軍考證的基礎上，提出另外一些詩篇作為三入長安的證據。但對於『三入長安』的說法，郁賢皓先生持否定態度，並發表了【李白三入長安質疑】一文，對天寶後期的李白行蹤進行考索，認為『李白自幽燕之行到宣州之游，其間根本不可能有西入長安、遊歷岐的時間』。此後，郁先生還撰寫了一些論文，對『李白兩入長安說』進行補充與完善，如【再談李白兩入長安及其作品系年】。
　　

　　
　　二
　　
　　郁賢皓先生的治學範圍非常廣泛，學科領域不限於文學，而旁及文字學、文獻學與史學，時代方面也不限於唐代，而對唐以前文學都有所研究，其重要成果除李白研究外，還有【唐刺史考全編】、【唐九卿考】、【元和姓纂】（整理）、【建安七子集校注】等。
　　【唐刺史考】是郁賢皓先生在唐代文史研究領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標誌之作。郁先生在【唐刺史考自序】中也說：『70年代中期，我在從事李白、李商隱等唐代詩人生平事跡及其交遊的考證工作時，感到最困難的是：經常遇到詩文和其他各種典籍中出現某州某使君、某郡某太守等，卻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和仕歷，因此無法確定作品的年代，從而難以理清作者的行蹤。當時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詩文和各種典籍中出現得最多的，也是唐代文史研究工作者最迫切需要知道的地方行政長官：刺史（太守、尹），卻無人考訂撰述成書。……出於對此研究的濃厚興趣，我當竟不自量力，不揣譾陋，暗下決心，以承擔此項工程為己任。……經過近十年的努力，終於撰成了一部有關唐代地方行政長官的著作：【唐刺史考】。』【唐刺史考】1987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刊行以後，立即受到海內外的重視，讚美之詞、評價文章接連不斷。但郁先生並沒有止步，還在不斷搜集資料，進行訂補，於是又經過了十餘年全面修改與補充，於2000年由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唐刺史考全編】。該書是一部兼有文獻、資料與工具價值的學術著作。從【唐刺史考】到【唐刺史考全編】，體現了作者十餘年的學術進程。該書至少體現出三個方面的價值。其一是史學研究價值。首先從宏觀方面對於唐代州郡的沿革作了較為清晰的梳理。其次對州郡長官的任職情況，特別是年限作了縝密的考證。其二是文獻研究價值。舉凡唐代州郡長官任職的眾多資料都匯聚其中，從事學術研究者，無論研究歷史，還是研究文學，或者唐代其他領域，閱讀這部書，都會得到很多能夠進一步研究的資料線索。其三是文學研究價值。唐代詩人中，有不少人做過州郡的長官，他們的這一段仕歷，在本書中都有詳盡的考證。唐人的交往詩中，有不少是與州郡長官往還的，而且只言官銜，不稱名字，本書對這些詩作做了認真的研究，對詩中的人名儘量坐實。也正因為這幾方面的學術價值，該書一問世，就受到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中國內地，台灣、香港地區，以及日本、韓國、美國，都有不少學者專門撰文予以評介，並給予極高的評價。
　　與【唐刺史考】堪稱姊妹篇的，則是【唐九卿考】。該書200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列入【唐研究基金會叢書】。該書廣搜博取歷史文獻、金石拓片、佛道二藏、詩文集部、方志別乘等各方面的資料，對唐代近三百年的九寺正卿與少卿詳加考證，對九卿的沿革、職能、品級、編制、職權、屬官、別稱及其與中書門下、尚書六部的關係也進行梳理闡發，成為唐代文史研究填補空白之作，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郁先生在該書【後記】中敘述撰寫過程時說，早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為了考證李白【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中的『衛尉張卿』是誰，曾遍稽典籍，終於【曲江集】卷十八【張說墓誌】中找到一段話：『長子均，中書舍人；次子，駙馬都尉，衛尉卿。』張九齡此文寫於開元二十年，可證張開元十八年至二十年時正在衛尉卿任，於是寫了【李白與張交遊新證】。『當時我就想：唐代職官的工具書已有【新唐書・宰相表】、【唐仆尚丞郎表】、【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唐方鎮年表】，當時筆者已在從事【唐刺史考】的工作，如果有一部【唐九卿考】的工具書，豈不是給學人查稽九卿帶來極大的方便，可以免除遍稽典籍之苦？於是自此以後，我就對唐代九卿的資料加以留意，在從事【唐刺史考】工作的同時，凡在史書、集部、野史、雜錄、金石、方志當中，遇到唐代九卿的資料，都做成卡片。』與【唐刺史考】比較，此書則更顯其特色：【唐刺史考】有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勞格【杭州刺史考】以及【嘉泰會稽志】等宋元方志的刺史題名為基礎，【唐九卿考】則完全是一空依傍，白手起家，沒有任何系統的文獻史料和前人研究做基礎，史料的搜集與考辨的工作自然備加繁難。而且，這九個部分，分布面廣，官員眾多，變動頻繁，任免遠較台省官複雜，牽涉面較仆尚丞郎、節鎮刺史更廣。所以當唐五代文史研究進一步深入的時候，九寺卿監的考察就成為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這一學術追求更彰顯了此書人無我有的特殊學術價值。『這類研究將大量同類性質的史料加以集中排比，易於發現不同記載的矛盾牴觸之處，而這是專門從事某一典籍校勘所難以做到的，因為很少有人專門為某人姓名、職官等零碎問題而遍稽典籍。相信書中的具體成果將會被廣大唐代文史研究者廣泛採用，而著者謹嚴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也將成為後學的楷模』（陶敏、李德輝評【唐九卿考】，載【唐研究】第10卷）。
　　郁賢皓教授另一部著作是【元和姓纂】的整理與校訂。【元和姓纂】是唐林寶所撰的大型姓氏書，對研究唐代人物極為有用。然原書散逸已久，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近人岑仲勉又作【元和姓纂四校記】，頗有益於學界。然二書分刊，利用不便。時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的傅璇琮先生約請郁賢皓先生承擔整理的重任，郁先生又與陶敏教授合作，並由著名學者孫望先生審訂，經過多年努力才告完成。據該書合作者陶敏先生撰寫的【後記】：『1982年3月，當時任中華書局副總編的傅璇琮先生函約南京師大郁賢皓先生對【元和姓纂】一書進行整理。由於在研究工作中深感【姓纂】及【姓纂四校記】對研治唐代文史的重要性，郁兄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傅璇琮先生之所以約請郁先生擔任這一工作，主要原因應該在於對郁先生李白研究的了解而確認其適合擔任整理工作，因為傅先生在【唐刺史考全編序】中有這樣一段話：『我與郁賢皓先生初次相見是1982年4月在西安舉行的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成立大會期間。但在這之前，我們已有文字之交，早在1980年即已開始通信，那時我對他的李白研究之創新見解就甚為欽佩。』本書的整理，旨在完全保存【元和姓纂】和【四校記】的原貌，不作增刪改正，這樣在文字句讀標點方面就異常困難。而著者在如何保存兩書原貌、如何標點、如何分段、如何校勘、如何處理岑校的錯誤五個方面都作了不懈的努力，成為迄今為止將【元和姓纂】和【元和姓纂四校記】合而為一且很方便研究者使用的極為精審的定本，洵為唐代文史研究者案頭必備的資料書與工具書。
　　
　　三
　　
　　郁賢皓先生不僅以其宏富的成果與崇高的地位享譽國內外學術界，更在其半個世紀的學術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個性，嘉惠士林，沾溉後學。因而探討與總結他的治學特點與學術範式，對於21世紀的唐代文史研究具有進一步推動作用，更會對後輩學者在研究內容與治學方法上的推陳出新有所啟迪。
　　（一）以小學為基礎，進入唐代文史研究領域
　　與大多數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與史學的學者不同，郁賢皓先生的前期學術背景是小學研究。只要我們翻開【辭海】就知道，郁先生是【辭海】編委及語詞分冊的主編之一。郁先生的前期學術經歷是這樣的。他1933年生於上海，1957年24歲時以調干生考入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1961年留校任教，從事古代漢語教學，師從著名語言學家徐復先生，鑽研訓詁學名著，打下了較深的訓詁學功底，並逐漸養成了嚴謹求實的學風。1963年，郁先生在上海參加【辭海】修訂工作，並撰著【建安七子詩箋注】。是年8月，郁先生回校即被調動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1973年國務院要求恢復修訂【辭海】，郁先生作為語詞分冊主編之一，又承擔『示部』至『羊部』約6O萬字的撰寫修訂工作。在此以後，郁先生就逐漸在李白研究方面打開了嶄新的局面。這一方面得力於修訂【辭海】時對中國古代的文史哲典籍有了較為全面的掌握和系統的運用，另一方面則是從事訓詁學研究重證據、重溯源的精神在唐代文史研究中得到了用武之地。而學術研究的轉向，研究對象的由博返約，再由約轉博，都是郁先生學術研究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也是他學術個性得以發揮的重要契機。古典文學、古典文獻、歷史學研究與訓詁學結合的特點，不僅在先生編選的【李白選集】、【李杜詩選】、【歷代名家精選集：李白集】中體現出來，更在【唐刺史考全編】、【唐九卿考】、【元和姓纂】（整理）等著作中有明顯的體現。
　　

　　（二）從考證入手與交遊着眼，探討文學研究的新問題
　　郁先生在談到自己的研究經歷時說：『70年代初我就將李白研究作為研究課題之一，並決定從對李白生平及其交遊進行深入的考證研究着手，以期逐步解決李白研究中長期存在的疑難問題。』（【唐刺史考全編】，第7頁）建國以後至70年代末期的李白研究，雖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對於相關成果進行檢討，也發現有不少缺憾：對李白生平事跡中的許多疑點仍然未能解決，對兩入長安的敘述也缺乏足夠的依據，對李白的交遊大多缺乏考證等。究其原因，都是由於對李白及其交遊的各種史料缺乏認真深入的稽考，故而郁先生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就將李白作為研究課題之一，並決定從對李白生平及其交遊進行深入的考證研究入手，以期逐步解決李白研究中長期存在的疑點和難題，在深入細緻地閱讀李白作品與相關史料中尋找問題與解決問題。郁先生還曾談到自己的讀書經歷：『研究李白，當然首先要熟讀李白的詩文作品，在這過程中，我對每篇詩文都做了一些札記。同時，將李白詩文中提到的人物，全部製成卡片，並將姓名按四角號碼排列編製成索引，將卡片裝訂成活頁冊。然後認真地閱讀各種資料，從唐人別集到各種筆記，從姓氏書到宋元方志，從佛藏、道藏到石刻拓片，一旦發現有關李白及其交遊的材料，立即寫進卡片中去。……邊讀書，邊研究，有了心得就寫文章，這是我的基本研究方法。』（【唐刺史考全編】第260－261頁）有了問題意識，然後進一步發現問題，竭澤而漁地搜羅相關問題的材料，尋找徹底解決複雜問題的方法，就是郁先生進一步致力的方向。孫望先生在【李白叢考序】中談到李白研究時說：『諸事不追究也罷，一追究則必枝節橫生，問題層出；而且往往彼此連鎖，要解決此一端，必先搞清彼一端，而要搞清彼一端，就又得牽扯到另外一些事上去。難題一連串，終於令我望而卻步了。賢皓同志的讀書態度卻非常認真，他曾幾次和我談過他的主張：有問題，必追究。』久而久之，求實求新就成為郁先生李白研究的一貫追求。
　　（三）全方位地利用文獻與文物資料，以坐實自己的學術結論
　　郁先生說：『考據是一項艱苦的工作，猶如大海撈針，有時翻遍典籍也找不到所需的材料，那就得從石刻拓片等多方面去尋找線索。』（【唐風館雜稿】第263頁）他考證李白詩中的『崔侍御』、『崔四侍御』，就是典型的例子。【李太白全集】中存有酬贈崔侍御之詩十首，郭沫若將『崔侍御』定為是崔宗之，並言其名成輔，所據為【舊唐書・李白傳】言崔宗之由左司郎中貶為侍御史。郁先生從中發現了問題，即唐人稱『侍御史』為『端公』，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才稱『侍御』，二是郭氏稱崔宗之名成輔無據。因而懷疑『崔侍御』即【李太白集】中附於【酬崔侍御】詩前的【贈李十二】一詩的作者『攝監察御史崔成甫』。但這在文獻當中，找不到更多的材料，故郁先生就在石刻拓片當中尋覓證據，所得兩條：首先在【千唐志齋藏石】拓片中找到了崔宗之四兄崔宜之墓誌，證明崔宗之名宗之，不名成輔，排行非第四而是第五，以確證李白詩中『崔四侍御』非崔宗之。其次，從北京圖書館藏墓誌目錄和拓片中找到崔成甫之祖父、父母、伯母、弟妹、兩位同祖從兄的墓誌，弄清了崔成甫的家世和生平。因而寫成了【李白詩中崔侍御考辨】，以斷定李白詩中的『崔侍御』、『崔四侍御』為崔成甫，而非崔宗之。從這些詩文中可以看到李白與崔成甫交誼很深，是李白一生交遊中重要人物之一。李白對他受權奸迫害的遭遇十分同情，這也正是我們考察李白生平思想很重要的一個方面。過去的研究者忽略了這個人物，應該說是李白研究中的重大損失。現在我們弄清了這個人物，可以進一步了解李白的生活態度，對朋友的深情，對權奸的憤恨，對受害者的同情等等，這些都應該是研究李白的重要材料。由此可見，郁先生的考證並不是從材料到材料，而是注意到材料的綜合與多方面的學術途徑，從較多的層面發前人未發之覆。對於郁賢皓先生運用材料的特點，孫望先生在【李白叢考序】中曾說過：『憑藉碑誌以考核人事，自是很好的辦法，但這只是賢皓同志資以考證的一個方面。此外，隨着問題性質的不同和資料情況的不同，他還採取多種途徑去求得疑難的解決：從詩文中去尋找內在關係，從歷史背景上去找外緣關係，或從時間、地點、官銜的異同上去找線索，或從親朋交遊、離合聚散上去作推敲，也有的時候從版本校勘上去尋求旁助，等等，途徑是多方面的。』
　　（四）微觀綜合研究的具體實踐
　　郁賢皓先生在總結多年的研究經驗時，提出『微觀綜合研究』的方法，撰寫了【論唐代文史的微觀綜合研究】一文，成為唐代文史研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筆者在為【唐刺史考全編】撰寫的評論中曾對此有過論述：『最近十餘年來，學術界對於方法論的探討成為長時間的熱門話題。從大的方面看，又不外有兩種，一種是宏觀研究，一種是微觀研究。宏觀研究側重於理論問題的探索，微觀研究側重於文獻資料的考據。且二者處於對立的態勢。從事宏觀研究者認為微觀研究勞而無功，從事微觀研究者又認為宏觀研究大而無當。其實，我們如果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對於近十餘年的學術研究作一番審視，就會覺得這兩種研究方法各有偏向。……【唐刺史考全編】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開闢了微觀綜合研究的新途徑。』（台灣【書目季刊】第35卷第2期）這種新途徑是通過四個方面來實施的。首先，將微觀研究作為綜合研究的基礎。郁先生以為，從事唐代文史研究的學人對宏觀研究感興趣，而對具體史料與具體作品的微觀研究不太重視，往往流於簡單粗疏。宏觀研究必須建立在深入的微觀研究基礎之上，才能總結出正確的結論。反之，微觀研究的粗疏，也可能導致宏觀研究的差錯。其次，通過對各種文獻資料的綜合研究，以補史書之闕。再次，通過對各種文獻資料的綜合研究，以訂史書之誤。最後，運用出土貞石資料與存世文獻參合對照，解決一些疑難問題。這種指導思想，貫穿在他的【唐刺史考全編】、【唐九卿考】及李白研究等重要的著作中。也正因如此，郁先生在治文學的時候，就具有史學的眼光和識見，能對唐代史料作細緻深密的考察與審核；在治史學的時候，也不斷在文學家的詩文中挖掘材料。正因為他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上努力創新，才使得自己能夠寫出具有傳世價值的著作，在學術研究領域卓然屹立。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中文系）
　　
　　宛溪霜夜聽猿愁，去國長為不繫舟。獨憐一雁飛南海，卻羨雙溪解北流。高人屢解陳蕃榻，過客難登謝樓。此處別離同落葉，朝朝分散敬亭秋。
　　（李白【寄崔侍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