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论文摘要：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其《重刻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这是宋代史学发达，文人史学意识强烈的最好说明。记录百余年宋夏战争状况的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下的产物。宋代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代，其以文治国的政治方略，造就了有宋一代灿烂的思想文化，但同时也导致了军事力量的薄弱，因而在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过程中，宋廷基本上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之中。面对国家命运受到严重威胁，北宋文人内心的爱国热情及忧患意识顿然勃发，他们不仅走上战场，亲历战争，同时用诗歌记录了他们在国家危亡时期的所闻、所见、所感，共创作了近干余首与宋夏战事相关的诗歌。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切，既具有纪实性，同时又不乏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和独具特色的艺术个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史”性质。鉴于前人对“诗史”内涵的莫衷一是，本文先就其概念作简要辨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一、“诗史”观辨正  


　　从记述史实、考见得失、褒善贬恶的角度出发，中国传统的“诗史”观念当肇始于孔子所整理的《春秋》，它以鲁史为主线，记述了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具有以文传史的性质。此后，孔子创立的“春秋笔法”逐渐渗透到诗歌创作领域中，诗、史互证的观念也开始得到加强。  
　　到了唐代，“诗史”概念被明确提出。唐人孟柴在其《本事诗》中云：“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_2J(孟綮认为杜甫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期间的社会现状，具有以诗传史的意义，因之称其为“诗史”。自此之后，“诗史”遂成为杜诗特质的经典概括。  
　　到了宋代，由于其军事力量的孱弱，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不时对宋代边境及朝廷进行武力威胁，这使得宋朝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为了激发和鼓舞世人的爱国思想及忧患意识，北宋文人开始进一步彰显杜甫以诗记史的创作观念，“诗史说也随之在宋代被进一步彰显与完善。如北宋诗论家黄彻在其《蛩溪诗话》卷1中云：“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诗云……史笔森严，未易及也。”蔡居厚在《蔡宽夫夫诗话》中云：“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史绳祖《学斋占毕》卷4云：“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以上诸家提到的“史笔森严”、“诗善叙事”、“字字有证据”等概念，都是对杜诗以诗传史性质的确认。黄庭坚更是以“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来概括杜诗“诗史”的内涵。南宋的潘淳在其《潘子真诗话》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切，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其立足于杜诗以史笔陈时事，抒发忠义之情来揭示其“诗史”内涵，而对杜诗“句律精切”的强调，又迎合了宋人作诗的理念，由此赋予杜诗“诗史”观以全新的内涵。然而，这一时代观念的融入，在某种程度上又冲淡了“忠义”之情的抒发。因此，明清时期的理论批评家在赋予“诗史”说以时代特征的同时，对宋人的“诗史”观念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明人杨慎认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在杨慎看来，宋人只看到了杜甫诗歌的纪实性，而忽视了其所包涵的内在情韵。他认为“诗史”说的要义不仅是铺陈时事，同时还要意在言外，富有情韵。前七子中的何景明更是从“诗本性情之发”的观念出发，批评杜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语意在指出杜诗一味描写对社会现实的所见所感，而忽视自我内心的个性化情感，这明显脱离了诗歌的抒情本质。此后，李贽提出“童心”说，公安派倡导“性灵”说，这都是对诗歌应张扬个性、舒张情感的强调。受其影响，明代的诗文理论家亦以“情本论”来评价杜诗。明末清初的吴伟业在“诗与史通”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史外传心之史”的崭新命题；钱谦益在推举杜诗纪实性与爱国思想的同时，亦赋予其以“心”传“史”的内涵。二者所谓之“传心”，实际上就是抒发特定时境下的内心情感，目的均是为了明晰诗与史的界限，从而将“以诗传史”的传统“诗史”内涵向诗歌的抒情本质回归，宋人重道德情感的“诗史”观因之受到空前挑战。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与文化背景下，“诗史”观始终都被敷染着一层主观色彩，从而造成了内涵上的不确定性。那么究竟以何标准去看待“诗史”观念呢?在笔者看来，欲解答以上问题，我们还是有必要再回到唐代孟綮对“诗史”内涵的最早说明。盂柴在定义“诗史”观念时，明确指出杜诗之所以被当时号为“诗史”，其原因是“杜(甫)逢(安)禄山之难”，而且将社会动荡流离之现实“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这其中的“毕陈于诗”、“殆无遗事”都是针对杜诗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而以“隐”来加强“毕陈于诗”与“殆无遗事”之间的联系，实则是对“诗史”隐时世而显性情之抒情方式的强调。因而“推见至隐”正是针对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而言，即以自我的主观情感体验去反映现实、感悟世事，而不仅仅是记述史实，以此来凸显以诗传史的特殊性。正如现代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像杜诗这样刻画如此众多‘乱离人’的群相，这样广泛地反映他们的生活，这样真实而深刻地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确实是前无古人的。这是杜诗之所以堪称一代诗史的重要原因”；“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通过古人的评述与现代学者的阐释可见，记述历史史实与表达思想感情的双重结合才是“诗史”的核心内容。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诗史”作品所反映之“情”的内涵不尽相同。这也就是后世在论及“诗史”内涵时，总是会敷染上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并对“诗史”观有不同理解的原因之所在。  
　　由以上辨析可见，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不仅能够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社会事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且创作主体还应以时代价值观念对历史事件作出情感评价，并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使其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  
　　从此意义上讲，杜甫虽然是最早享有“诗史”盛誉的诗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杜诗才能被称为“诗史”。“诗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每当国家处在“患难”、“颠沛”之时，总会有文人将他们的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历史，全面深刻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寄寓自我的主观情感，表现出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感，这样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诗史”性质。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能够客观真切地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实与抒情并重，同时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具有连续性、完整性，这是成为“诗史”作品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认为：记录百年宋夏战争情况的宋夏战事诗是对历史史实的真实记述，不仅具有以诗传史、以诗补史的意义，同时亦将记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融合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观念，体现着宋代的历史文化特征，从而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