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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网历史 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个“折子控”，常常每天批十几个小时的奏折，乐此不疲，还在折子上留下了不少有趣的“回复”。
比如雍正言之凿凿地写道：“朕生平从不负人。”可是后人都评价他是一个刻薄寡恩、冷酷无情的人。又比如，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亲昵地批复：“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今天下后世钦慕流诞就是矣。”结果没几年，雍正就把年羹尧给杀了，一点都不顾“君臣知遇”之情，更不要提什么榜样作用了。除了这些“黑色幽默”外，雍正皇帝也会讲一些浅显的笑话，比如他在折子上说别人坏话：“此人乃天日不醒的一个人，朕当日在藩邸骂他玩，都叫他'球'，粗蠢不堪，于登极后不记出仕何地。”“朕将王嵩调到，看伊竟是一不堪弃物，满面鄙俗之气。”雍正骂人也很有一套，痛骂之中带着讽刺挖苦：“你是神仙么？似此无知狂诈之言，岂可在君父之前率意胡说的！”“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多赏你些，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
正襟危坐、生杀予夺的帝王们，多少也有幽默感。只是帝王的幽默感有大有小，有的时候发作多数时候潜伏着。更重要的是，帝王的幽默感是异于常人的。他们的幽默虽然也会让凡夫俗子会心一笑、嗤之以鼻或者捧腹大笑，但背后的“笑点”另有一番深意。
帝王生来“幽默”
幽默，按笑点来源定义，可以理解为一门自嘲和挑战常识的学问。一头大灰熊穿着芭蕾裙别别扭扭地跳上舞台，开口就唱：“我是一只小蜜蜂。”这可以理解为自嘲，自己拿自己开涮。赵高指着一头鹿说：“这是一匹马。”这也很幽默，因为它严重侮辱了旁人的智商。如果旁人都附和说这的确是一匹马，那就更幽默了。因为它挑战了整个社会的常识。
我们先来说说帝王们“自嘲”方面的幽默。高高在上的帝王们断然不会允许其他人嘲笑自己，也不会拿自己开涮。他们几乎都自视极高，自信到自负的程度，认为我是上天之子，哪里有什么可笑之处？雍正皇帝在这方面就很典型，他喜欢在奏折上炫耀自己的英明伟大。比如他写道：“朝中党援亦皆由此分门立户而生恩怨也，看透此者亦惟当年雍亲王（就是他自己）一人耳。”“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种种欺隐俱已败露，服朕之明鉴否？”
雍正的儿子乾隆，比老爹更上一层楼，觉得自己武功古今第一、文章独步天下。后人游览大江南北，到处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御笔”和大作。据说他还夸口，如果比拼文才，自己也应该是读书人中的皇帝。（类似的大话，据说宋徽宗、康熙皇帝和明武宗朱厚照也曾说过。前两人觉得自己参加科举考试，一定能考中状元；明武宗则认为自己不当皇帝去当兵，也能当个大将军。）乾隆皇帝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是唐朝所有诗人作品的总和。他平均一天写两首诗，出了十几卷印刷精美的御制诗集，但很遗憾，乾隆的四万首作品中没有一句留传开来，如今的文学史都懒得提及这位皇帝诗人。这算不算是一种幽默？
明太祖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个，造反以后开始识字看书，做在龙椅上也能处理公文。不过，朱元璋显然认为自己文才了得。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对大臣们创作的作品都不满意，亲自动手写了两篇，作为范文，言下之意是自己的文才比天下文臣都要高。此外，朱元璋对文学史也有兴趣，写文章批判过文学史的赫赫有名的韩愈、柳宗元等人，认为他们只会调用几个辞藻，不通人情。几百年之后，朱元璋的范文没有流传下来，文学史对他这个人也不屑一顾。可见，帝王虽然不会自嘲，一旦自负、自恋起来，更有“笑”果。
帝王在“挑战常识”方面的笑料更多，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可能是晋惠帝司马衷，大臣们向他汇报老百姓没有饭吃，司马衷反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他的后代子孙、晋安帝司马德宗，长江后浪推前浪，非但不知道米和肉的区别，连雪花和棉花都分不出来。不过，帝王的无知，情有可原。因为锦衣玉食的司马衷，吃的肉远远比米要多，自然就以为肉比米便宜、常见了。而司马德宗根本不需要知道雪花和棉花的区别，衣来张口饭来伸手就可以了。
同样，帝王们的自负，也情有可原。乾隆写了一首诗，肯定是喝彩声、叫好声响成一片；朱元璋的“范文”，明朝大臣和秀才们也是组织“学习体会”过的。乾隆的诗集，估计销量差不了，外省的州县官吏说不定还要花关系才能搞到一两本。皇帝得意洋洋之时，谁敢指出他其实没有“穿新装”？因此，在主动或被动的阿谀奉承声环绕中，帝王们自信满满，逐渐发展成了刚愎自负，徒留笑柄。
无上的权力和制约的缺失，导致帝王们言行失常。而与生命相伴随的政治压力、权力威胁、感情淡薄，又助长了帝王们的反常言行。举个极端的例子：南朝宋代山阴公主淫恣过度，对皇兄刘子业说：“我与陛下，虽男女有别，可都是先帝的子女。陛下后宫佳丽上万，可我却只有驸马一人。这太不公平了！”
刘子业作为哥哥，竟然为山阴公主安排了面首三十人。山阴公主还不满足，看到吏部郎褚渊体壮貌美，请求刘子业把他赏给自己当面首。刘子业竟然同意了，将大臣赏给妹妹。褚渊在山阴公主身边十日，虽然被公主苦苦逼迫，“守身如玉”。山阴公主最后没办法，才把褚渊放回去。这对兄妹已经失常到了变态的地步，完全不顾亲情伦理了。南朝是一个“父杀子子弑父”、近日兄弟相残明天叔侄屠杀的威胁时代，刘子业等人“可怜生在帝王家”，从出生到入坟墓都生活在一个没有亲情、没有温暖，只见猜忌和杀戮的环境中。他们的心态怎么能正常呢，怎么不会表演出一些搞笑到匪夷所思的闹剧来呢？
刘子业的母亲病重了，派人去叫儿子来。刘子业却说：“病人房间多鬼，哪能去呢？”不愿意去看望太后。太后大怒，高呼：“快拿刀来，剥开我的肚子，看是怎么生出这样的不孝儿的！”《宋书》是宋代的正史，罕见的承认任何人只要犯了刘子业罪行的其中之一，就足以玷污宗庙、辱没社稷，而刘子业居然把所有罪恶集于一身！
《宋书》对刘子业的死持欢呼的态度：“其得亡亦为幸矣！”但是，刘子业怎么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娃娃，成为人皆可杀的暴君的呢？同样的“幽默”也发生在北齐文宣帝高洋身上。高洋临终时，对弟弟常山王高演说：“你要夺我的位子就夺吧，别杀我儿子。”他很清楚自家王朝勾心斗角、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涌动。而一个个搞笑的独裁暴君，正是被这样的环境给毁了的。
体制和环境决定，不管是谁坐在龙椅上多少都会自负和无知。幽默感几乎是帝王与生俱来的特性。帝王都不正常，搞笑似乎是常态。《晋书》记载前凉的割据君主张天锡纵情声色，荒废政务，就有大臣上疏劝谏。张天锡给了一个相当幽默的解释：“我不是喜欢行乐，而是从中很有收获。我看到早晨花就敬重才华俊秀的高士；观赏芝兰，就爱慕德行高洁的大臣；目睹松竹，就思念忠贞节操的贤才；面对清流，就器重廉洁的言行；一看到蔓草，就鄙视贪官污吏；迎着疾风，就痛恨凶狠狡诈之徒。引申开来，触类旁通，为人从政的道理，都在这里面啊！”不得不承认，张天锡是个天才，搞笑还有一套自圆其说的谬论。不过他的“心得”显然不能让国富民强。前凉很快就被前秦灭亡，张天锡本人成了末代君主。
有人情味的幽默
说完体制和环境塑造的幽默，我们来看看另外的帝王幽默。
皇帝是一个严肃得有些枯燥的职业，要承造众多的责任，包括许多形象和工作生活上的义务。意识形态、体制和臣下都要求皇帝在各方面都是楷模。这就造成皇帝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悲摧”，不仅不能为所欲为，一言一行还要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我们似乎习惯了皇帝一本正经的样子，一旦某个皇帝表现出常人的喜怒哀乐，就有“喜剧效果”了。
历史上有不少皇帝追求常人的乐趣。明武宗朱厚照可能是其中的代表。他更出名的称呼是正德皇帝。他禁止民间养猪，因为“猪”“朱”同音，老百姓天天“杀猪”，朱厚照心理受不了。
朱厚照一心想出宫玩玩，可被大臣们死死堵在紫禁城里，不让他出门，还老在他耳边念叨要读书、勤政、亲贤臣远小人。朱厚照烦死了，就“精神分裂”出一个“朱寿”来，让朱寿做大将军，做太师，大夸朱寿。其实，朱寿就是朱厚照。机会终于来了，宁王造反。他大喜过望，马上要求“御驾亲征”。这回，大臣们不好拦他了。朱厚照高高兴兴地“郊游”去了，孰料纵马过芦沟桥时，大意把宠妃刘氏相赠的簪子掉了，朱厚照按兵不行，让三军将士趴在地上搜索簪子。找了三天没找着，朱厚照悻悻地继续南行。
到了涿州，前线传来“噩耗”：南赣巡抚王守仁--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王阳明，一点都不领会领导意图，竟然抢皇帝的风头，不等御驾到达就独立镇压叛乱、生擒宁王了。朱厚照闻报，顿足大骂王守仁，骂完后对王守仁的捷报不承认不宣传，下令继续南征--很有负气的小孩子的作派。
到了山东，朱厚照嫌当地安排的宴席不好，不吃，也不生气，笑道：“慢我何甚！”到了扬州，朱厚照大索美女。不过，朱厚照也觉得拆散夫妻不对，所以只抓处女和寡妇。抓来干什么呢？朱厚照不为色，不为享受，而是关起来当肉票，让家人拿钱来赎。看来朱厚照不是贪恋美色，而是贪财。
他果然贪财，在扬州钓了一条鱼，以五百金的天价强卖给太守蒋瑶。蒋太守没钱，把妻子的首饰都拿出来了，说：“臣没钱，只有这些了。”朱厚照又想起隋炀帝杨广的故事，要看琼花。蒋太守说，那不是好东西，已经绝种了。朱厚照又要征异物，蒋太守说扬州不产异物。朱厚照笑了，问蒋瑶扬州产不产白布？蒋太守这回给皇帝面子，进献白布五百匹。但随驾的太监们不像朱厚照这么厚道，索贿不成，就用铁链把蒋瑶绑了好几天。扬州官府去求朱厚照，朱厚照立刻下令释放，成全蒋瑶的贤名。
朱厚照一路这么闹下去，花了八个多月才到南京。王守仁早在六个月前就把宁王押到这里等着了。半年来，王守仁多次苦求皇上受俘，朱厚照一概不准。后来，王守仁终于开窍了，重新报捷，说太师“朱寿”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迅速平定宁王叛乱，对自己苦战恶战之情一字不提。捷报递上去，朱厚照高兴地准奏。不过他下令在南京玄武湖上重新“平乱”：把宁王安置在一艘船上，自己指挥大军再把他抓一次。受俘之后，大军北返。同样的道路朱厚照再玩一遍，觉得无聊，竟然要释放宁王，要和宁王再玩“打仗游戏”。大臣们瞠目结舌，好在朱厚照在清江浦捕鱼时，自己驾的船翻了，落水着寒，玩不了了，只好迅速返回北京，第二天初春就死了，年仅31岁。
朱厚照的所作所为，笑点很多。但如果朱厚照是一个普通人，其言行就是贪玩了些，并没有可笑之处。有人认为，朱厚照是明朝最具人情味的皇帝。可惜皇帝身份不适用常人的标准。比如贪财，就是人之常情，但皇帝贪财就惹人笑话。汉灵帝就贪财，卖官筹钱，把官职按照高低定价，其中地方官因为直接管人管钱，又比同级的京官要贵。因为定价偏高，买卖不好做，汉灵帝就变通先首付后按揭，可以当官后慢慢还，但售价要提高一倍。一次，汉灵帝用500万把司徒卖给了某人，见他很爽快就一次性付清了，对他说：我后悔了，卖你便宜了，本来可以卖1000万的。
攀附权力助长皇帝搞笑风
专制体制固然可以解释帝王们搞笑的部分原因，一般人的攀附权力、阿谀奉承，也让帝王们在幽默的道路越走越远，客观上起到了“起哄”的作用。后人在对搞笑帝王肆意大笑的时候，板子不能全打在帝王的屁股上，旁人也难辞其咎。
做大臣的，明知道皇帝写的诗词狗屁不通，还大张旗鼓地捧臭脚，皇帝随手写一个字就恨不得立一座碑亭供起来。拍马屁的好处是立竿见影，却不想想百年之后的人看到皇帝的臭字到底是骂皇帝还是骂你？
南陈末年，杨广率领隋朝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江南。边关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陈后主陈叔宝面前。尚书仆射袁宪冒死劝谏，认为务必在长江渡口增兵把守，做好防御。但是陈后主左拥张丽华、右抱孔贵嫔，膝上还坐着个龚贵嫔，一边听《玉树后庭花》，一边饮酒作乐，对大臣们说：“北齐侵我三次，北周侵我两次，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我们打得大败而归。为什么？建康有王气在，小小杨广能奈我何？不理他！”话刚落，丞相孔范就献媚附和：“是呀，长江天险，自古隔断南北。杨广黄口小儿，难道能插翅飞过长江来吗？我一直嫌我官小爵低，万一杨广飞渡长江，那我就有了封侯拜爵的机会了。”孔范的话，说得陈叔宝哈哈大笑。不过没几天，隋军就攻破建康，陈叔宝躲在井底，被人拉上来时发现和张丽华和孔贵嫔挤在一个筐里呢！而孔范，早不知道跑什么“封侯拜爵”了。这个孔范最擅长给陈叔宝文过饰非，凭着一套怕马屁的本领做的丞相。如果没有孔范，陈叔宝这个笑话的“笑果”就大打折扣；没有孔范，陈叔宝也不会在搞笑的道路上一奔到底。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上回忆了一个笑话：
有一天，我在御花园里骑自行车玩，骑到拐角的地方，几乎撞着一个人。我的车子在那里打了个圈子，准备绕过去了，不料这个人却跪下来不走，嘴里还说：“小的给万岁爷请安！”我瞅了他一眼，看见他嘴上还有一抹胡茬子，知道他并不是太监。我骑着车打着圈子问他：“干什么的？”“小的是管电灯的。”“刚才没摔着，算你运气。干么你老跪着？”“小的运气好，今天见着了真龙天子。请万岁爷开开天恩，赏给小的个爵儿吧！”
我一听这傻话就乐了。我想起了太监们告诉我的，北京街上给蹲桥头的乞丐起的诨名，就说：“行，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哈哈……”我开完了这个玩笑，万没有想到，这个中了官迷的人后来果真找内务府要“官诰”去了。内务府的人说：“这是一句笑话，你干么认真？”他急了：“皇上是金口玉言，你们倒敢说是笑话，不行！”……
如果说陈叔宝是笑话的主角，那么发生在紫禁城的这个笑话，主角是那个管电灯的。如果没有他攀附权力、官本位的思想，就不会有笑点。同样，捧臭脚的大臣也好，拍马屁的孔范也好，违背常理，让自己成为笑话的一部分，也是屈服帝王手中的权力。一来是避祸，避免帝王的绝对权力伤害自己。比如雍正皇帝曾在阿克敦的奏折上批道：“今到广西，若仍皮软欺隐，莫想生还北京也！”一般人都如同阿克敦一样，是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俗人，能不屈服雍正的威胁，揣摩雍正的意旨办事；二来也希望专制权力能造福自己，在搞笑中追名逐利。比如雍正就说过：“朕说你好，你才得好。”底下的人只有屈服于他，才能“得好”。
正是上述绝对的权力、残酷的环境和底下人的攀附奉承，让帝王这个行业笑料频出，帝王本人却浑然不觉。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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