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及其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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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自1923年顧頡剛先生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古史層累造成說引發古史大討論以來，對古史辨派古史理論的評價便不絕於書，其中錢穆先生的評價就頗具有代表性。本文以錢穆對古史辨派古史理論的評價為其線索，擬對他們古史理論的異同作一些探討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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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紀20年代初，伴隨着『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潮流而在中國史壇上興起了以疑古辨偽為職志、以懷疑傳說神話古史的疑古派史學。以顧頡剛先生等人為首的古史辨派，揭櫫致疑、求真的旗幟，運用乾嘉考據方法和近代西方實證主義史學方法，對中國上古史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清理和檢討。他們提出了層累造成的古史觀，打破了人們對三皇五帝古史系統的迷信，廓清了上古史的許多迷霧，為中國史學向科學化方向邁進作出了相當的貢獻。誠然，自40年代特別是50年代錢穆居港台以來，他對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濫觴和發展起來的疑古史學基本上採取了否定性的評價；把當時疑古派的史學觀視之為『極端之懷疑論』，稱他們『標新立異』、『妄肆疑辨』、『厚誣古人，武斷已甚。』（註：錢穆對疑古派古史觀否定性的評價可參考他的【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62 頁）等有關論述。）但是這些否定性的言論，並不意味着錢穆自始自終就對『五四』以來的疑古史學採取了全盤否定的評價。事實上，錢穆早年非但沒有否定當時的疑古史學，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對他們考辨古史的理論和方法也作了相當積極的肯定和評價。他在1928年寫成的【國學概論】中曾明確指出：『清儒以尊經崇聖，而發疑古辨偽之思，……今則……去其崇聖尊經之見，而專為古史之探討。若胡適之、顧頡剛、錢玄同諸家，雖建立未遑，而破棄陳說，駁擊舊傳，確有見地。』（註：參見錢穆：【國學概論】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147―149頁。）在1931年撰寫的【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中，他對胡適、顧頡剛提出的『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傳說的方法』（即胡適所稱的『剝皮的方法』）也並不反對，相反地說他『對這個見解和方法，也抱着相當的贊同。』不僅如此，錢穆早年研究【易經】的方法，正是採用的這種層層剝筍式的方法進行的。1928年夏，在蘇州中學任國文首席的錢穆應蘇州青年會學術講演會的邀請，作【易經研究】一題的演講。他在演講辭中明確指出：

　　【易經】決不是一時代一個人的作品，而是經過各時代許多人的集合品。我們並可以說【易經】中的【十翼】，是最後加入的東西，我們可以說其是【易經】完成的第三期。次之卦辭爻辭，是【易】的第二期。其餘只剩八八六十四卦，便是【易】最先有的東西，是【易】的第一期。我們現在借用近人胡適之所稱剝皮的方法，先把【易經】裏第三期東西剝去，再把他第二期東西剝去，單只研究【易經】第一期裏面的東西。把第一期的【易經】研究清楚了，再研究第二期。把第二期的東西弄清楚了，再來研究第三期。把【易經】成立次第依着歷史的分析的方法去研究，這是我今天要提出的一個比較可靠而可少錯誤的新方法。（註：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5年版，第172頁。）

　　顯然，錢穆早年治古史的一些見解與『五四』以後的疑古派的古史觀有某些相同之處，他考訂古史的方法也曾受到過疑古派『剝皮』方法的影響。同時，錢氏本人也是一位以記誦瀟博、考訂精審而名播學界的學者，他早年的著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系年】，都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考據名作，他與顧頡剛古史辨派的同仁同樣具有大膽的疑辨思想與批判精神。錢穆本人也稱自己『疑【堯典】、疑【禹貢】、疑【易傳】、疑【老子】出莊周后，所疑皆超於頡剛』，『余與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兩者分辨，僅在分數上』。（註：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167頁。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錢穆研治古史的理論與方法和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派確有一些相同的見解。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記者：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和多語言的國家，但是人們通常對少數民族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了解的非常少，您能談談這方面的基本情況嗎？
     黃行：我國是世界上語言構成情況最複雜的國家之一。除了漢語以外，還有眾多的少數民族語言。是否使用共同的語言是構成一個民族的重要標誌，比如藏族使用藏語，蒙古族使用蒙古語，苗族使用苗語。但是，民族和語言之間並非一對一的簡單關係。比如我國有55個少數民族，使用的語言卻有100多種，這是因為有的民族不同的支系使用幾種不同的語言，也有幾個不同民族的部分人口使用同一種語言，甚至個別民族歷史上已經轉用了漢語或其他民族的語言，如滿族、回族和畲族幾乎全部使用漢語。因此共同的語言是構成一個民族的充分條件，但卻不是必要條件。像滿族、回族這樣的民族儘管已經不使用本民族語言，但是他們可以通過其社會歷史文化方面的民族特徵和其他民族相區別。
     我國的少數民族語言在譜系上分屬漢藏、阿爾泰、南亞、南島和印歐五大語系，諸少數民族語言結構函蓋了豐富的人類語言的類型和特徵，我國系屬多元性和類型多樣性的少數民族語言堪稱人類語言的富礦，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記者：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在國際語言學界的地位、影響如何？有那些不同的認知和特點？
     黃行：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學科規範化、標準化、國際化程度很高，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包括美國Language這樣的國際頂級語言學刊物都報道過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具體問題上我們和國外學者也有一些分歧。問題之一是，我國到底有多少種語言，即語言身份的認定問題。我國的語言識別比較注重語言群體的民族身份，學術界對確定一個民族使用不同的語言是相當慎重的。但是國外學術界往往更加注重語言的結構特點和語言之間能夠通話的程度，所以有些語言在國內沒有獨立的身份，在國外則被看作獨立的語言。以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SILInternational）主編的2005年第15版的Ethnologue,Lan鄄guagesoftheWorld為例，該書中國部分收錄了200多種語言，其中許多語言在我國語言學界認為是同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另一個問題是關於主體在我國的漢藏語系語言分類的問題。我國學界基本上主張漢藏語系應包括漢語、藏緬語、侗台語和苗瑤語4個語族。而國外佔優勢的觀點認為漢語和藏緬語同源，侗台語（或及苗瑤語）與南島語有發生學關係，稱『澳泰語系』，它與漢藏語為接觸和借貸關係；也有人將漢藏語系和澳泰語系合為一個更加廣泛的『華澳語系』。
     此外，少數民族語言研究還具有一些語言學以外的意義。比如我國各少數民族之間民族學或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親疏程度是不一樣的。例如，藏族和彝族、壯族和侗族、苗族和瑤族、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蒙古族和達斡爾族、滿族和錫伯族、佤族和布朗族等民族之間的關係要比他們和其他民族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一些，這種民族之間層級的分類通常是依據語言的分類，即可以按社會文化歷史地理等方面的親疏程度分為藏緬語民族、突厥語民族、南島語民族、南亞語民族等。再如，最新的分子人類學根據DNA中的Y染色體單倍群結構和線粒體單倍群結構來測量人的生物特性，研究的結果和語言分類及依據語言系屬對民族分類的結果非常一致。復旦大學最近做過一個試驗，對整個大陸多種群體進行測試，發現中國有六大系統的人群，對這六大系統的人群的Y染色體數據進行聚類分析，得出六大系統的人群的親疏關係為：第一層：阿爾泰/侗台-南島-南亞-苗瑤-漢-藏緬；第二層：侗台-南島/南亞-苗瑤-漢-藏緬；第三層：南亞/苗瑤-漢-藏緬；第四層：苗瑤/漢-藏緬；第五層：漢/藏緬。這表明屬於人類社會屬性的語言分類與人類生物屬性的分類高度相關。
     記者：由於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世界範圍內的非主體語言文化正在迅速衰退乃至消失，我國的少數民族語言似乎也存在這樣的問題。請問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如何認識少數民族語言的地位和作用？
     黃行：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和分析，目前全世界有6000多種語言，但是它們的分佈極不平衡，即約97%的人口使用着大約4%的語言，反之約96%的語言由僅僅約3%的人口在使用。在這6000多種語言中，至少有半數語言的使用人口正在減少，專家估計到本世紀末，全世界90%的語言有可能消失。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的情形也與此類似，我國有120多種少數民族語言，使用人口約6000萬（佔少數民族總人口的50%多），但是超過90%的少數民族語言使用人口僅分佈於蒙古、藏、維吾爾、壯、苗、彝等15種語言中，大多數語言的使用人口都極少，還有20多種語言僅不足千人在使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提出一套評估語言活力和語言瀕危程度的指標，如果按這套指標衡量，我國確實有一定數量的語言已經趨於瀕危甚至消亡的境地。
     對於瀕危語言問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按一般語言學教科書的提法，語言是人類社會的交際工具，如果語言僅僅是社會交際工具，那麼語言越統一越規範，交際的效率就會越高。也正是因為如此，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以後世界各國政府提出的語言規劃都比較強調語言的統一和規範，目的主要是為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一體化服務。但是進入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以大量非主體語言的衰退、瀕危乃至消亡為標誌的世界語言狀況的變化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因而這一時期語言規劃所依據的語言觀念和語言政策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這主要表現為：從強調語言是交際工具到強調語言是文化資源的變化，從視語言多樣性為消極因素到保護語言多樣性的變化，從語言實用主義到語言人權觀念的變化，從單變量單學科到多變量多學科的變化，有人甚至從哲學上概括為是從一元的結構主義向多元的後現代主義的變化等。
     語言像其他社會現象一樣有它自身嚴密的結構規則，同時語言活動也是一種有規律的社會行為，涉及不同母語人的交際行為、思維習慣、族群認同意識和態度，乃至整個世界觀的認知。如果強制性地通過語言統一來改變或禁止不同母語人的語言行為，勢必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最近有報道說，即使是美國這樣語言高度統一和高度認同的國家，試圖將美國英語定為美國的國語也不是那樣容易。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說，保持語言的多樣性將有助於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年通過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確認了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和語言多樣性的相互關係，將這種聯繫上升為生命多樣性的構成內涵。語言遺產也是人類無形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世界語言多樣性一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眾多工作中保持着重要地位，語言遺產在該組織的文化遺產項目中享受着最高的優先權，各成員國也都認為維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是他們最重要的事務之一。
     記者：在這方面我國對少數民族語言的保護採取了那些措施，學術界開展了那些工作？
     黃行：我國由文化部主持開展的【中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工程】所界定的諸項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第1項即『傳統的口述文學和語言文字』，其他無形文化遺產門類，如傳統文學、戲劇、曲藝、音樂等也多與語言文字載體有關。因此，對我國語言資源的保護，已經成為國家高度重視的事務。當然，這不僅僅是文化資源的保護問題，而且也是我國實踐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重要內容。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5年發佈的【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白皮書列舉了7項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其中第3項即為『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例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執行公務的時候，可以以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語言文字為主。因此語言並非只是人們的社會交際工具，同時或至少還是社會問題、文化資源和民族權利。
     就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界而言，近些年來我們開展了新發現語言的調查，在我院重大課題的支持下，我們已經開展了幾十種語言的調查研究，並推出了系列叢書。這些調查研究事實上也是我國語言資源的國情調查，這項工作不僅有利於全面了解我國語言文化資源，而且也能夠為國家的語言政策、民族政策提供直接的智力支持。同時，我們也進行了瀕危語言的調查研究，通過對現代化進程中語言資源流失、保護等方面的研究，對我國無形文化遺產保護和社會轉型進程中的文化變遷研究，乃至開展國際合作等方面都具有積極意義。
     記者：我國政府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在全國推廣普通話，2001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已將普通話規確定為國家通用語言；同時【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以及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等法律法規又規定了少數民族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以及在民族地區使用民族語文的具體條款。那麼應該如何看待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的關係？
     黃行：漢語有史以來就是我國的官方通用語言。歷史上我國一些少數民族相繼建立過地方或全國政權，這些少數民族統治的王朝在實施國家行政管理、處理民族事務等方面，基本上都借鑑或承襲漢族的社會文化制度，而且十分重視作為國家行政手段的社會語言文字規劃。他們一方面積極創製母語文字、推廣母語的書面語，其中包括借用漢字、增損筆劃創製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另一方面也積極地學習、借鑑和推行漢語文。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前中國的語言狀況和政府實行的民族語言規劃是歷史上的民族語言狀況和民族語言規劃的延續。
     關於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之間的關係應該把握兩點。第一，【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主要是規定在國家的層面使用漢語普通話，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和發展則通過民族區域自治法加以規定。因此可以認為在民族自治地方，實際是實行國家通用語言和自治民族語言的雙/多語制，也就是一種國家語言統一規範和地方語言多樣化的雙/多語制。第二，國家通用語言主要用於行政、教育、法律、媒體等官方場合，而少數民族語言（及漢語方言）更多地是在一些非官方場合使用，其實人們參與社會語言生活更主要地還是在豐富多彩的非官方語言使用場合，二者之間是不可替代的互補關係。因此在全國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和在民族地區使用發展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在政策上和實踐上並沒有衝突。當然在實施民族語文的政策規劃時要比理論上的概括複雜得多，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和不同民族語言的實際出發，實行分類指導的原則進行管理。（本報記者山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