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北京话的乡土底色（3）

  : 中华文史网

研究三代史，需要建立一个年代坐标系，确定一些纪年坐标点，天文学家们能够为此做出极有价值的计算。

　　席泽宗先生说得好，彻底解决三代断代问题，要考古、历史和天文、计算专家合作，经过艰苦努力，定能做出成绩。

　　现代物理学对考古可以提供比过去更多、更有力的帮助。碳―１４、钾氩、铀系、穆斯堡尔谱、中子活化、热释光、古地磁、氧同位素比等现代断代技术已广泛采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考古学家和物理学家已作出过很大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北京大学近年建成了加速器质谱仪（ＡＭＳ），８０年代初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串联加速器质谱仪投入运行。这些新的装备为科学考古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科学武器。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十分重视中国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共和国建国伊始，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保护和发掘历史文物的法令和规范，建立了管理和研究机构，培训考古人员，在大学设专业，培养高级人才，开展了新的考古发掘工作。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考古和历史研究队伍和科学力量。仅考古研究单位就有５０多个，１６００多人，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经过１００多年数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最近４０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已取得极其丰富的成就。处于世纪之交的“九五”期间，应该做一个总结，对三代纪年这个关键问题归纳出一个轮廓。

　　对这一工程的实施，我冒昧提出下列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 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精力于关键问题。五千年的文明史，渊邃浩瀚，是长远的研究对象，有取之不尽的研究题材。当前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三代纪年问题。欲五年完成，时间很短。应集中精力于总结近几十年考古发掘、甲骨金文、竹书等新的考古和历史科学研究成就。必要时，可部署新的发掘，对重点遗迹文物，集中力量进行研究。当前资源有限，须有效利用。面不宜铺得太大，可有可无的项目暂时不做。对主题关系不大的研究、试验、发掘等可留给后人，他们会做得更好。

　　第二，提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毫无疑问，完成此工程主要靠历史和考古学家，自然科学有关专业应参与协同。可综合调度使用我国已建成的物理、化学、地学、天文学等现代设施。除确系必要者外，能不新建的不必新建。计划定得太大，会影响预定目标的实现。

　　第三，实施断代工程，宜集中注意力于任务目标，不再引发大的辩论，有些学术问题已辩论了１００年。周谷老告我，若是过去，这题目本身就要引起争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进步潮流的推动。“甚至那些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工业、商业和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就连进化论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都不能例外（见E.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P.501,1982；席泽宗：《科学史八讲》，科学史的纵深发展，第１２页）。在伟大革命时期，推翻帝制，涤荡封建，扫除荒秽，批判旧文化的大潮中，与社会政治、经济联系密切的历史研究，必带有时代的特征。五十年前的历史学家掌握的资料不如现在多，尚不知夏也有文字、青铜器和城市，还没有现代科学方法。鲁迅说过，有些事前人不知道，后人用不着替他们惭愧，也用不着隐讳。有人嘲笑古代神话是迷信，或一切新学说皆必来自承袭，这与蔑视古代文化没有什么两样（鲁迅：《科学史教篇》，《全集》卷一）。郭沫若后来高度评价５０年代西安半坡古文字雏形的发现（２８００―２１００ＢＣ），认为这是汉字的起源。他称河南偃师二里头的考古发现（２０００―１５００ＢＣ）“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编，１９７６年）。郭老的科学精神是很值得赞扬和效法的。

  来源: 东方早报

我们平常从老舍、张恨水的小说中见识了京白的漂亮雅致，却不想在齐如山的《北京土话》中领略到一番别样的泥土气息。《北京土话》不避俗，甚至不避粗恶，透出北京话的乡土底色，这倒也符合齐如山有闻必录的科学精神。他并非要提供某种语言的标本，而是要呈现那杂花生树、生机蓬勃的语言生态本身，以及这生态背后的人情物理、土俗民风。在一个语言日趋标准化、同质化的时代，我们几乎很难理解语言与生活之间如此直接和贴合的关系，几乎有多少种细腻的心思，便有多少种细腻的土话。这或许就是齐如山在书序中所说的“言语的真精神”。像“年头”、“年月”这两个词之间的微妙差异，便显示出土语丰富的表现力（第19页），而“树熟儿”一词，更是不由得让人钦佩民众赋予言语以活力的兰心蕙质：  
各种水果在树上成熟者，曰“树熟”。在乡间，则生者曰“生”，熟者曰“熟”，无说树熟者。只北京有之。此盖系大城池中极可怜之语。平常所吃水果，因都系远路运来，日久亦可变熟，即名“搁熟”。其口味自与自然成熟者相差甚远，欲思吃一自然成熟之果，颇不易得，偶尔有之，以为得未曾有，故特命此名。（第57页）
寥寥数语，情趣宛然，直可做笔记读。
若从方言研究的角度来说，《北京土话》的学术价值或许并不算大。现代语言学家认为，北京话从语音上说“和周围的河北方言差别很大，而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北话反而很接近，和哈尔滨话相去无几，和远在东北边陲的宁古塔的话几乎基本相同”（胡明扬《北京话初探》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而《北京土话》“书中各字眼虽系北京土话，但大多为北数省普通之言语”（《凡例》），可见揆之于现代语言学，《北京土话》的不够“科学”是显而易见的。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方言调查和研究，在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下，都走入描写语音一途，而对方言背后的人情风俗，往往置之不论，《北京土话》特别究心于此，反而见得弥足珍贵了。至少我们从这本薄薄的小书中，得以在一个横切面上，窥见语言如万类霜天般迁变流转的痕迹：有些土话在时间的淘洗中存留了下来，在日趋普泛的使用中渐觉不新鲜，我们在这里发现它们的前身，仿佛一刹那间重新瞥见了它们的新鲜本色；有些土话则已然消失，我们也能在这里想见它们曾经鲜活的姿态。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过去的世界，在那里土话与风俗、语言和生活各自的丰富性，以及它们之间水乳交融的关联，令当下的我们黯然失色。
《北京土话》在齐如山数百万言的著述中并不起眼，然而这俗后的雅，土中的香，则非齐如山不能为。但大俗若雅、既旧且新的齐如山，恐怕也是不会再有的人物了。■
　　延伸阅读
　　●《谚语录》
　　齐如山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北平怀旧》
　　齐如山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