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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汉学网 从谕文可以看出，这种官话的推广还只是从官吏和朝廷的利益来考虑，熟习官话的目的是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官民之间不生矛盾。这是清朝中期官方的语言统一思想。到了清末，语言统一思想日趋高涨和成熟，因为切音字的创制必然涉及以切何音为标准的问题，当时的文字改革者也希望借助推广标准的切音简字来统一语言。如创制切音新字的卢戆章就认为：“切音字乌可不举行以自异于万国也哉！又当以一腔为主脑。19省之中，除广福台而外，其余16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19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而凡新报、告示、文件以及著述书籍，一经发出，各省人等无不知悉，而官府吏民，亦可互相通晓，免费传供枝节也。”〔13〕(P3) 而第一次在由林辂存向清廷奏请推行切音新字的《上都察院书》中同样点明此义：“倘以卢憨章所创闽音字学新书，正以京师官音，颁行海内，则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而且妇孺皆能知书，文学因而大启，是即合四外为一心，联万方为一气也。”〔14〕(P17)
这一时期的语言统一思想还是停留在书同文、语同音的阶段，和此前的语言统一思想相差无几。而到了1902年吴汝纶东游日本之后，他的语言统一思想深受日本友人的影响，把语言统一纳入到“国民-国家”的叙述中，国语统一乃是再造新国民，消弭地域主义，加强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访日期间，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氏曾对吴氏谈到国语统一对于强国及加强民众对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其曰：
“伊泽氏曰：宁弃它科而增国语。前世纪人犹不知国语之为重。知其为重者，犹今世纪之新发明，为其足以助全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也。就欧罗巴各国而论，今日爱国心之最强者，莫若德意志，若然德意志本分多少小国，语言自不相同，斯时也，彼自彼，我自我，团体之不结，国势之零落，历史中犹历历如绘也。既而德王威廉起，知欲振国势，非统一联邦则不足以其跻于盛壮。欲统一联邦非先一语言则不足以鼓其同气。方针既定，语言一致，国势亦日臻强盛，欧罗巴各国中爱国心之薄弱，殆莫如澳大利匈牙利之共同国，全国国种不一，自然语言不齐，莫知改良之方，政治风俗，在在见参互错综之状，甚至陆军不受政府之驾驭，骚乱之举，曷其有极，旁观者时切杞忧，谓奥匈之恐不国也。此皆语言之不统一之国，一则由不统一一致统一，其强盛有如德国。一则本不统一而不知改为统一，其紊乱有如奥匈，合国成绩攸兮，似足为贵邦前车之鉴矣。”〔4〕(P797)
而吴汝纶回国之后，就向张之洞奏请实施国语教育，申明大义：“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层差不齐，此为国民国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妨办矣。”〔15〕(P436)就是在这样一种中―日或者中―西对比的视角中，时人的国语统一观得到了转换和加强。这点也是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语境相合。而后，全国倡导语言统一者，大多趋同于此。如长白老民认为：“世界各强国无不以全国语言一致为内治之要端，故今年吾国洞达治体者，亦无不深明此理……”〔16〕(P34)又如1903年，京师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王用舟、刘奇峰、张官云、世英、祥懋六人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也。吾国南北各省，口音互异，甚有各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夫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彼泰西各国，类皆文言合一，故团体最固，至于日本，犹以东京语为普通教育，诚握要之图也。我国无事不规仿泰西，步武日本，独于此漠然置之。可惜孰甚，今诚用此字母，则上等之人彼自有高深之学问，即庸众妇女，亦能以言语自达矣，以字母定口音，则南北一致，以语言传文字，则上下相通，其利益一也。”〔17〕(P36)
民国新建，建立一种新的国语，倡导语言统一，更是势之必然。澳大利亚中国学教授认为，民国时期的语言改革与政治革命关系密切，一种旧的宫廷语言被一种新的民族语言代替的现实反映了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和统一的中央行政体系的民主结构的需要〔18〕(P231-238)。但是这个“国家”认同已经不是认同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实体，而是新兴的“中华民国”。显然，这样一种新式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国民与国家权利与义务关系强调就更为密切，蔡元培就认为国语是“融洽国民感情的媒介，是个人求知识，谋职业的应用，是服务于民族国家，尽一个国民应尽责任的应用工具。”〔19〕(P3-4)时人也认为只有学习统一的国语，才能“做中华民国统一国家的大国民”〔20〕。
而在1920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时人也寄希望于国语的推广能加强地方军阀对整体的认同，实现全国的统一。倪海曙认为，“国语统一的要求：同时旧的封建势力又很快的转变成军阀割据的状态，连年内战，使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政治统一的需要，于是许多人又都从统一上着想，这种意识反映到语文改革上，便造成了注音字母与国语运动的合流，使‘待用文字’的注音字母转变成了‘统一国语’的注音字母。”〔21〕(P89)“方今南北纷争，忧国之士力谋统一，但统一南北，非先联络感情，则言语之效力乃大”〔22〕。
中华民国建立之时就以“五族共和”明志于世，这时革命派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观已经由清末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转换到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建制思想，而蒙藏各族语言和汉地各有不同，如何在语言上处理这种民族关系呢？显然，政府方面认为蒙藏之人既是中华民国国民，当然得熟习“国语”，所以建构一种全民族的共同语，加强所有国民的国族性建构乃是国语运动的应有之义，“吾国五族之民果用一致语言，自无不同之意志，同心协力，息内争而防外患，除偏见而护共和，五族之幸，民国之幸”〔23〕(P1053)。1920年3月15日，在当时的教育部第103号训令中就对蒙藏语文教育作了详细的规定：“拟自明年起，特别区域所属道县之师范学校，实业学校教授各种学科及国语、外国语之外，加授蒙语或藏语，以储通译之人才，即为推行国语之预备。其为蒙藏人特办之初等中等学校，均应注重国语，注重国语之法，即使上项毕业生先以蒙藏语教授蒙藏人使之习国语。俟彼等所习国语之稍有进步，直以国语教授种种科学。”“特别区域之外，若甘肃之宁夏酒泉，陕西之榆林，以及奉天吉林，黑龙江与蒙古接壤地方，所有师范学校、实业学校，应照上拟特别区域之办法办理，此外新疆、回族青海之番族，风俗语言各有所异，且与汉族不同，故被他族歧视，遭官吏之欺虐为日已久，则新疆、甘肃、西宁之师范学校实业学校亦应参照上项办法。”〔23〕(P1053)虽然民国之初，全国远没有达成统一之势，国语教育对于蒙藏之地也是鞭长莫及，政令也大多停在纸上，但这些措施也能反映出国语统一运动的规划已是放眼全国。
和处理边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一样，南洋各地的华侨语言统一问题也是国语教育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海外华侨群体是中国大陆文化格局的延伸，其间方言分裂，区域之间的矛盾依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华侨内部的团结和对国家身份认同感的形成，在时人看来，在南洋华侨中也存在着国语统一的问题，那么侨民的语言如何统一呢？这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民初的国语运动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在国外华侨中也掀起了学习国语的行动。以居日华侨为例，民国初年在日本长崎经商的华侨不下千余人，但他们都来自不同的省份，关系复杂，逐渐形成了广东帮、福建帮、三江帮等的关系群体，再加上彼此言语不通，平时除了用一种似是而非的官话交谈之外，大多用日本话交流，彼此感情无法接近。而华侨的教育机关，只有一华侨公立时中学校，开办近二十年，名称虽只有一校，实际上已分成了三校，因为言语的不同，广东人的子弟，必须请广东的先生教授，福建人也必须请福建先生教授，三江人自然请三江先生。大家因语言的障碍而变成彼此相互隔膜的群体，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显示了国语统一的必要性。此时国内的国语运动已经波及到日本，驻日本前领事冯锡之和现任副领事王万年在1919年暑假期，和华侨商议将改革学校。在领事和一些华侨看来，“时中学校是中华民族的小学校，不是各省方言的学校，将来要做中华民国统一国家大国民”，在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的促使下，两位领事向北京学务局聘下了两位国语先生，极力整顿，到1922年已有3年的时间了，在这3年期间已有一百三十余人学生毕业了，不论是来自三江的，还是来自广东的，个个都能说国语〔20〕。语言教育是保持华侨对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但民初的国语统一教育还只是零星的行动，到了1927年以后，较之民初，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政权相对稳定和强势一点，同时在30、40年代全民族抗日口号的推动下，国语教育获得了较大的成绩，对后世影响甚大。(作者：崔明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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