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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漢學網 從諭文可以看出，這種官話的推廣還只是從官吏和朝廷的利益來考慮，熟習官話的目的是利於政令的上傳下達，官民之間不生矛盾。這是清朝中期官方的語言統一思想。到了清末，語言統一思想日趨高漲和成熟，因為切音字的創製必然涉及以切何音為標準的問題，當時的文字改革者也希望藉助推廣標準的切音簡字來統一語言。如創製切音新字的盧戇章就認為：『切音字烏可不舉行以自異於萬國也哉！又當以一腔為主腦。19省之中，除廣福台而外，其餘16省，大概屬官話，而官話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話為通行之正字，為各省之正音，則19省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無言也。而凡新報、告示、文件以及著述書籍，一經發出，各省人等無不知悉，而官府吏民，亦可互相通曉，免費傳供枝節也。』〔13〕(P3) 而第一次在由林輅存向清廷奏請推行切音新字的【上都察院書】中同樣點明此義：『倘以盧憨章所創閩音字學新書，正以京師官音，頒行海內，則皇靈所及之地，無論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數十島，凡華民散居處所，不數年間書可同文，言可同音，而且婦孺皆能知書，文學因而大啟，是即合四外為一心，聯萬方為一氣也。』〔14〕(P17)
這一時期的語言統一思想還是停留在書同文、語同音的階段，和此前的語言統一思想相差無幾。而到了1902年吳汝綸東遊日本之後，他的語言統一思想深受日本友人的影響，把語言統一納入到『國民-國家』的敘述中，國語統一乃是再造新國民，消弭地域主義，加強國家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訪日期間，日本貴族院議員伊澤修二氏曾對吳氏談到國語統一對於強國及加強民眾對國家認同的重要性。其曰：
『伊澤氏曰：寧棄它科而增國語。前世紀人猶不知國語之為重。知其為重者，猶今世紀之新發明，為其足以助全體之凝結，增長愛國心也。就歐羅巴各國而論，今日愛國心之最強者，莫若德意志，若然德意志本分多少小國，語言自不相同，斯時也，彼自彼，我自我，團體之不結，國勢之零落，歷史中猶歷歷如繪也。既而德王威廉起，知欲振國勢，非統一聯邦則不足以其躋於盛壯。欲統一聯邦非先一語言則不足以鼓其同氣。方針既定，語言一致，國勢亦日臻強盛，歐羅巴各國中愛國心之薄弱，殆莫如澳大利匈牙利之共同國，全國國種不一，自然語言不齊，莫知改良之方，政治風俗，在在見參互錯綜之狀，甚至陸軍不受政府之駕馭，騷亂之舉，曷其有極，旁觀者時切杞憂，謂奧匈之恐不國也。此皆語言之不統一之國，一則由不統一一致統一，其強盛有如德國。一則本不統一而不知改為統一，其紊亂有如奧匈，合國成績攸兮，似足為貴邦前車之鑑矣。』〔4〕(P797)
而吳汝綸回國之後，就向張之洞奏請實施國語教育，申明大義：『今教育名家，率謂一國之民，不可使語言層差不齊，此為國民國體最要之義。日本學校，必有國語讀本，吾若效之，則省筆字不可不妨辦矣。』〔15〕(P436)就是在這樣一種中―日或者中―西對比的視角中，時人的國語統一觀得到了轉換和加強。這點也是與近代中國民族危機深重的歷史語境相合。而後，全國倡導語言統一者，大多趨同於此。如長白老民認為：『世界各強國無不以全國語言一致為內治之要端，故今年吾國洞達治體者，亦無不深明此理……』〔16〕(P34)又如1903年，京師大學堂學生何鳳華、王用舟、劉奇峰、張官雲、世英、祥懋六人上直隸總督袁世凱書：『統一語言以結團體也。吾國南北各省，口音互異，甚有各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夫國人所賴以相通相結者，語言也，言不類則心易疑，此渙散之本也。彼泰西各國，類皆文言合一，故團體最固，至於日本，猶以東京語為普通教育，誠握要之圖也。我國無事不規仿泰西，步武日本，獨於此漠然置之。可惜孰甚，今誠用此字母，則上等之人彼自有高深之學問，即庸眾婦女，亦能以言語自達矣，以字母定口音，則南北一致，以語言傳文字，則上下相通，其利益一也。』〔17〕(P36)
民國新建，建立一種新的國語，倡導語言統一，更是勢之必然。澳大利亞中國學教授認為，民國時期的語言改革與政治革命關係密切，一種舊的宮廷語言被一種新的民族語言代替的現實反映了新民族―國家認同的建構和統一的中央行政體系的民主結構的需要〔18〕(P231-238)。但是這個『國家』認同已經不是認同以清政府為代表的實體，而是新興的『中華民國』。顯然，這樣一種新式的民族―國家的建立，國民與國家權利與義務關係強調就更為密切，蔡元培就認為國語是『融洽國民感情的媒介，是個人求知識，謀職業的應用，是服務於民族國家，盡一個國民應盡責任的應用工具。』〔19〕(P3-4)時人也認為只有學習統一的國語，才能『做中華民國統一國家的大國民』〔20〕。
而在1920年代，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時人也寄希望於國語的推廣能加強地方軍閥對整體的認同，實現全國的統一。倪海曙認為，『國語統一的要求：同時舊的封建勢力又很快的轉變成軍閥割據的狀態，連年內戰，使當時每一個中國人都感到政治統一的需要，於是許多人又都從統一上着想，這種意識反映到語文改革上，便造成了注音字母與國語運動的合流，使「待用文字」的注音字母轉變成了「統一國語」的注音字母。』〔21〕(P89)『方今南北紛爭，憂國之士力謀統一，但統一南北，非先聯絡感情，則言語之效力乃大』〔22〕。
中華民國建立之時就以『五族共和』明志於世，這時革命派的民族主義的思想觀已經由清末狹隘的大漢族主義轉換到多民族共存的國家建制思想，而蒙藏各族語言和漢地各有不同，如何在語言上處理這種民族關係呢？顯然，政府方面認為蒙藏之人既是中華民國國民，當然得熟習『國語』，所以建構一種全民族的共同語，加強所有國民的國族性建構乃是國語運動的應有之義，『吾國五族之民果用一致語言，自無不同之意志，同心協力，息內爭而防外患，除偏見而護共和，五族之幸，民國之幸』〔23〕(P1053)。1920年3月15日，在當時的教育部第103號訓令中就對蒙藏語文教育作了詳細的規定：『擬自明年起，特別區域所屬道縣之師範學校，實業學校教授各種學科及國語、外國語之外，加授蒙語或藏語，以儲通譯之人才，即為推行國語之預備。其為蒙藏人特辦之初等中等學校，均應注重國語，注重國語之法，即使上項畢業生先以蒙藏語教授蒙藏人使之習國語。俟彼等所習國語之稍有進步，直以國語教授種種科學。』『特別區域之外，若甘肅之寧夏酒泉，陝西之榆林，以及奉天吉林，黑龍江與蒙古接壤地方，所有師範學校、實業學校，應照上擬特別區域之辦法辦理，此外新疆、回族青海之番族，風俗語言各有所異，且與漢族不同，故被他族歧視，遭官吏之欺虐為日已久，則新疆、甘肅、西寧之師範學校實業學校亦應參照上項辦法。』〔23〕(P1053)雖然民國之初，全國遠沒有達成統一之勢，國語教育對於蒙藏之地也是鞭長莫及，政令也大多停在紙上，但這些措施也能反映出國語統一運動的規劃已是放眼全國。
和處理邊地少數民族語言的關係一樣，南洋各地的華僑語言統一問題也是國語教育必須考慮的另一個重大的問題。海外華僑群體是中國大陸文化格局的延伸，其間方言分裂，區域之間的矛盾依舊，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華僑內部的團結和對國家身份認同感的形成，在時人看來，在南洋華僑中也存在着國語統一的問題，那麼僑民的語言如何統一呢？這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民初的國語運動的範圍已經不再局限於國內，在國外華僑中也掀起了學習國語的行動。以居日華僑為例，民國初年在日本長崎經商的華僑不下千餘人，但他們都來自不同的省份，關係複雜，逐漸形成了廣東幫、福建幫、三江幫等的關係群體，再加上彼此言語不通，平時除了用一種似是而非的官話交談之外，大多用日本話交流，彼此感情無法接近。而華僑的教育機關，只有一華僑公立時中學校，開辦近二十年，名稱雖只有一校，實際上已分成了三校，因為言語的不同，廣東人的子弟，必須請廣東的先生教授，福建人也必須請福建先生教授，三江人自然請三江先生。大家因語言的障礙而變成彼此相互隔膜的群體，這種情況引起了許多人的重視，顯示了國語統一的必要性。此時國內的國語運動已經波及到日本，駐日本前領事馮錫之和現任副領事王萬年在1919年暑假期，和華僑商議將改革學校。在領事和一些華僑看來，『時中學校是中華民族的小學校，不是各省方言的學校，將來要做中華民國統一國家大國民』，在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的促使下，兩位領事向北京學務局聘下了兩位國語先生，極力整頓，到1922年已有3年的時間了，在這3年期間已有一百三十餘人學生畢業了，不論是來自三江的，還是來自廣東的，個個都能說國語〔20〕。語言教育是保持華僑對中國文化認同的重要紐帶，但民初的國語統一教育還只是零星的行動，到了1927年以後，較之民初，由於南京國民政府政權相對穩定和強勢一點，同時在30、40年代全民族抗日口號的推動下，國語教育獲得了較大的成績，對後世影響甚大。(作者：崔明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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