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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文学网 因此，知识分子在整风期间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接受过程其实正是对“毛文体”或毛泽东话语的习得过程。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话语表现在文学观念上便形成了党的文学观。此种文学观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毛泽东就此诘问道：“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正是在此种历史情境下开始大量进入延安作家的社会实践和话语实践，并因之进一步改写了延安作家的语言观。
正是由于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构成了居于特定文学话语之上的总体性存在，因此，在我看来，文艺整风后延安作家的走向民间与“民族形式”论争期间的走向民间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如果说“民族形式”论争期间在文艺创作中浮现出来的“民间”具有民族一现代性这样的现代性内涵的话，那么，整风后凸显而出的“民间”就必然具有阶级一民族一现代性这样的现代性内涵，即民间在党的文学观支配下必然成为党的“民间”或意识形态化的民间。这不仅体现在当时对于民间艺人和民间文化形态的改造中，也无疑表现在对于民间艺术形式和民间语言的利用中。
三
1944年5月，张庚在介绍“鲁艺工作团”下乡演出的秧歌经验时指出：“我们的秧歌都是用陕北话写的，也用陕北话演，我们在语言上的确比从前那种清汤寡水的普通话活泼生动得多了”，已经在语言上向“工农兵化”迈进了一大步。所谓语言的工农兵化，实际就是语言的民间化、地方化。但是，张庚接着指出，这里还有着阶级属性上的分野，地域化的方言土语并不就是“工农兵的语言”，因为“在地方语言中还包括了地主的语言”。这样，在向民间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必然首先要求延安作家或知识者具有阶级分析的眼光。而这自然只有经过长期的马列主义学习和思想改造才能习得。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在阶级论观照下，农民语言是否还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民间化语言?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意义语言进入文艺创作之中?
先以《动员起来》为例做一说明。这是一个小型秧歌剧，为延安枣园文工团集体创作，写的是转变后的二流子张栓夫妇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变工队的精神风貌。当年在延安演出后，曾得到萧三等人的好评，其中一点便是称赞剧本“用了许多方言”，比如“得是”(是不是)、“灵醒”(聪明、伶俐)、“蜷在炕上睡齐太阳晒屁股”、“得溜大挂”(吊儿郎当)、“咕咕咚咚”(凑合凑合)、“一满”(全部)、“好的谔”(好得很)、“胖个粗粗的”、“风吹谷叶沙啦啦响”，等等。萧三认为，由此既可见出“民间语言之丰富”，也能增强作品的形象感和民间气息，使之更为贴近陕北农民的真实生活状貌。由此也可以发现，这些语汇在剧本中其实并没有自足的意义，它们只有被组织进老村长的革命话语中才能整合出自身的意义。而老村长宣传的正是毛泽东所言的“组织起来”――各级党组织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一套话语，也为张栓夫妇最终接受并且认同。因此，农民语言或民间语言，只有当它在更大范围内进入到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场中，才能转化为一套别有意义的语言。这一点，在周立波离开延安后创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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