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 （5）

  来源: 北方教育网

3.3口语中叙述语体与对话语体的差异之例  
　　同样是无准备的自然口语，叙事和对话也有鲜明的差别。陶红印(2002)和方梅、宋贞花(2004)同样是针对口语关系从句的研究，都是取样于无准备的自然口语的转写材料，都是采取对关系从句的分布作穷尽统计的方法，但是得出的结果却很不相同。首先，陶文发现，叙事体口语中出现最多的关系从句是表示时间的，其次是指人的，再次是指物的；方、宋文则发现，对话体口语中出现最多的关系从句首先是指物功能的，其次才是指时间和指人的。对此，陶文的解释是，叙事篇章中时间从句主要是起着标志情节转移作用的，情节转移是叙述中最重要的，所以这类从句出现的最多；方、宋认为，叙事语体的过程性和事件性决定了指时间类关系从句使用频率高，而对话语体的现场性和评论性决定了时间类从句不是高频用法。第二，指人的关系从句不论在叙事中还是对话中都是重要的一类，但是，陶文指出叙事体中其首要功能是追踪人物，其次是引进人物，再次是命名人物；方、宋文则发现，对话体中关系从句的首要功能是命名人物，其次是追踪人物，再次是引进人物。第三，他们的文章还显示了叙事体不容许非现实时间状态的表达、而对话体常有非现实时间状态表达的特点。这些同样都是两种语体“过程性”和“评论性”的对立使然。
　　3.4书面语中“把/将”功能差异之例
　　国内外学者呼吁重视语体差异对语法影响的人，大多是强调应该更多地重视口语研究。但是语体区分的观念，也理所应当地对非口语现象有更深的理解和分析，朱德熙(1986)就是书面汉语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下面再讨论两个跟“把”字句有关的现象。陶红印(1999)发现，语法论著中讲到“把”和“将”的区别总是说“将”字句只用在书面语上。但陶文对不同的书面语的考察发现，在报纸社论一类文章中“将”与“把”的比例是1∶20；而在菜谱、说明书一类文字中，“将”与“把”的比例超过2∶1。这似乎不能用庄重与非庄重的区别来解释，陶文的解释是说明性文字是操作性的文体，要求简练，所以选择了更接近文言的形式“将”。沈家煊(2002)认为，“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主观处置”，表示主观处置也是“把”字句兴起的动因，如果在语言的共时平面上有数个处置介词并存，它们的使用频率和主观性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老残游记》的语言事实证明了“将”字主观意义衰落、“把”字主观意义增强的事实。现代汉语里“将”字用法进一步萎缩，它的最合适的使用场合恰恰就是在主观意义几乎弱化为零、客观意义为主的菜谱、说明书一类文体中。
　　3.5通指意义的语体适用性之例
　　另一个跟“把”字句书面用法有关的例子是“无定宾语”问题。“把”字句的宾语倾向于使用有定形式，但无定形式似乎也不少见。陶红印、张伯江(2000)对实际语料调查以后发现，书面语中无定“把”字宾语使用频率最高的表达功能并不是表示不定指(indefinite)的，而是表示通指(generic)的。这是不是现代汉语无定式“把”字句的原型语义呢？陶、张选取了现代书面汉语中极为典型的一种独立于特定语境之外的语体――词典的释义语言，进行了一项典型考察。结果发现，在《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语言中，所有“把一个N”形式都是表通指的。词典释义讲的都是一般情况，很少有较多的上下文，更没有特定的说话情境，这种语体应该是最清楚地凸显了句式的无标记意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语法学家相信，通指意义主要是来自句子意义，而不是词汇语义：非事件性的谓语、一般性而非个体性的命题陈述决定着名词成分的通指属性(刘丹青2002)。选择语境依赖性最低、普遍意义最强、个体色彩最弱的词典释义语言来检验“把+无定名词”的本质意义，可以说是在合适的语体里寻找合适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