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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讀書報 明末的高度
順此，我們談談明末。
晚近數十年，對這段歷史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農民起義上；如就已發表的相關成果加以統計，以上內容的成果數量恐將佔到一多半。雖然大規模農民起義確是激烈社會矛盾的反映，但當時中國歷史的主腦是否在此，卻要另加考量。以所知的事實，明末農民起義無論李自成、張獻忠或別的人，並未提出和觸及新的問題，其所訴求盡屬已知歷史的重複。問題在於，這是否反映了當時中國歷史的軌跡，或中國歷史是否與李自成們一樣，還處在舊的軌跡之中？
顯然不是。雖從李自成、張獻忠處看不到，新歷史軌跡在中國卻的的確確已經出現。根據有三：一、晚明經濟因素和生產方式有重大而突出的變化；二、以鄉紳力量的成長為背景，出現了社會再組織情形和新的社區政治萌芽，隱約有使君主集權耗散的趨勢，甚至在局地事態中與之頡頏；三、思想上，明確提出了君權批判，要求權力、利益重新分配，並嘗試構想和描述新的社會圖景和正確的倫理。縱覽二千年帝制史，不難鑒辨這三條確為革命性歷史元素，足示中國歷史面臨大的轉折和突破。
明末如此，得之兩點，一是社會歷史本身的水到渠成，二是精神文化達到了相應高度。這裏，我們尤其強調高度問題。在社會和歷史質變刺激下，明末有了明確立足自我、肯定個體的個人主義私有觀，以此為引導，進而有『平權』的意識，又從『平權』意識中發展出對君權、獨夫的批判。將這思想脈絡連結起來，最終它指向何方，對業已置身現代文明的我們來說，答案不言自明。明末思想傑出代表黃宗羲，甚至能夠提出全面的新社會政治倫理：『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正當的國家，是讓所有人『各得其私』『各得其利』、『敢自私』『敢自利』的國家；應該根據這樣的邏輯和原則，重新立法，以『天下之法』代『一家之法』……面此表述，我們不能不說其與歐洲近代的思想，既在同一方向，也在同一高度。
顯然，這才指示了新的歷史主題和方向，中國的歷史高度理當包容在這類社會實踐及其代言者的理念中，而非那不逾『子女玉帛』的興趣。然而數十年間，史學因突出『階級鬥爭』之故，以農民戰爭為明末主旋，遂對其實際已達的歷史高度不能見。考慮到很多人以為中國不能自發產生民主思想和精神，甚至說至今中國人仍不適於民主，就益覺對明末歷史的埋沒令人痛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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