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大學學報 此四項禁令相當於後世的十惡不赦，但重點在『破律』、『改作』、『亂政』、『疑眾』，主要目的是嚴禁任何可能對現存制度律法、輿論風俗導致變革性影響的事物發生，要求人們安於常規，不作有違時俗之舉，不允許對被認為是錯誤的言行舉措作文飾辯解，對試圖假借鬼神等迷信手段誘導輿論者也嚴令懲罰。這種貴族社會重視保護自然經濟態勢，因為它是建立在簡單原始的農業生產基礎之上，也與它反對變革的社會態度相一致。先秦時有所謂天人合一觀念，其中包括人的生產行為要符合天時，如【禮記・月令】：孟春『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盂夏『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仲冬『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亦即要人們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律法活動，其目的在告誡人們不要破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環境。這種維護自然生態環境的早期意識，是強化自然經濟體制的一種主觀自覺，是其時簡單原始生產方式的自我選擇。與此原始的自然經濟體制相應，是當時貴族的身份性固定等級制，它乃是一種原始簡單的穩定社會結構。所有這些，都有賴於對傳統的認同而存在和延續，同時對傳統的認同也造成其時社會的種種特徵。
如君權源於父權，這決定其專制性的本質，但由於其時簡單原始的國家機器無由使其專制權能完全發揮出來，因而使某些與傳統相關的原始民主習慣保存下來。其一與禮有關。禮是對傳統道德風俗的總結與肯定，它不以強制方式，而主要是以教育與灌輸方式規範人們的行為與維護等級制。對禮的依賴和強調使先秦王權的專制性表現得不甚充分，因而在政治上給臣下參與留有若干餘地。其二是貴族共政的習慣。酋邦時代的父權家長們，由于氏族部落組織的存在，盛行民主議事的習慣。進人王政時代之後，因為專制君權尚未完全發展起來，民主議事的習慣仍得延續，先秦朝議制乃此習慣的一種反映。如【周官】中的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即是，直至春秋時依然，故各國政事往往須經大族彰議協商，如魯三桓、鄭七穆、宋六卿等皆是參與朝議的大族，故形成以天子、諸侯為首的卿大夫貴族共政局面。
雖然藉助傳統有此若干原始民主遺俗，但君權至上的觀念已經出現，絕對的政治權力已在形成之中。政治權力不僅控制支配國家社會的所有力面，而且經濟也不例外。因為當時的自然經濟體制本極脆弱，而貴族為維護等級結構，又極力控制與削弱一切可能導致變化的經濟發展活力，對商業交換經濟尤其嚴加防範。此外，則盡力將工商業功能引向為其政治服務的範圍。如人們經常稱譽的發達的商周青銅鑄造業就是如此。青銅作坊多為官府控制，其產品以禮器、兵器為大宗，生產工具罕見。
當時有所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器以藏禮』，因此其產品種類明顯證明其為貴族政治服務的性質與功能。商周青銅業不僅帶有貴族色彩，而且與貴族共生共滅，即其發達與式微大體和商周貴族同步。這樣，發達的商周青銅業不僅沒有突顯其自身的經濟意義，反而成為商周貴族在政治上的象徵。其結果是，貴族政治體制在發展，而經濟在壓抑束縛之下相對停滯就等於其地位在萎縮，最後形成政治、經濟之間不成比例，政治權力的膨脹最終使之達到由它控制支配整個社會的局面。是後從秦漢至明清，由於經濟體制沒有突破性發展，而專制政治體制則不斷強化，於是政治支配經濟的局面也一直延續下來。
但若論絕對政治權力的形成，還是在先秦時期。如果仔細推究，政治與經濟問的這種關係的形成，與先秦貴族的思想方式、生活習慣不無關係。中國自占就自認為是『天下國』，因而天子自稱為『天下王』，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權廣大至上的觀念產生很早。貴族又以德義自命而輕賤藝利，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重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汁其功』，這類典型貴族意識都會助益此崇尚政治德義而輕賤經濟功利的社會心理形成。所以，絕列政治權力的產生與貴族的社會生活意識存在一定聯繫。總之，如果論到先秦的社會形態，不妨稱之為貴族政治社會。此所謂貴族，是有別於秦漢以下的官僚貴族，可稱為早期貴族、傳統貴族或曰氏族貴族。其時貴族佔據社會統治地位，其思想生活方式強烈地影響與模塑着先秦社會的各方面形態特徵，其最可注意的是控制與支配一切的絕對政治權力的出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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