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鳳凰網歷史 基督徒相信，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和罪性的，身處罪惡深淵的人類要改變身份，進行重新塑造，就要靠信仰，人只能把得救的希望寄託於彼岸的上帝，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人獲救。對人來說，真正的幸福是彼岸天國的永生，而不是今世有限的感官快樂和世俗欲望的滿足。基督教要求人們為天堂而不是為現世的幸福而努力，不要貪求世俗欲望的滿足，要求人們首先不是順應世俗世界的秩序，而是聽從超越的神聖世界的召喚，服從上帝的意志。
在中國上古社會的思想領域中，神的超驗世界的有關理念沒有得到順暢的發展，周禮展示的主要是人倫社會秩序。其『天人合一』宇宙觀以為：天人同體、天人同序、天人同質。在這一宇宙觀統帥下出現的百家爭鳴，雖然各流派不同程度地承認天命觀，但極少討論彼岸和來世，沒有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的明顯對立觀念。儒學是一種政治倫理學說體系，為帝王統治提供了較為合意的道德準則與行為規範，最終由一種民間的政治倫理學派逐漸轉化為一種國家的准宗教。儒教要求人們服從世俗政權制定的秩序，沒有對超驗的神聖價值與美好天國的追求。道教世俗化趨向也從一開始就相當濃厚，其眾神都是世俗社會的反映，它的終極理想並不是神聖的彼岸世界，而是追求永生成神的途徑。所以，人的生死問題是其信仰的根本原因，往往把人生的永恆與世俗生活的滿足放在優先的位置。佛教在中國的歷史旅程，實為不斷適應世俗統治要求進行自我改造的過程。佛教與儒家思想在倫理道德方面存在比較尖銳的矛盾，不時爆發爭論，數百年間時有起伏。唐朝以後，佛教在儒家的挑戰面前，節節敗退，妥協退讓的色彩愈來愈濃烈。同時，朝廷也屢屢發布詔令，根據禮制強制僧尼接受儒家倫理準則的約束。這樣，佛教只得全面屈服，而向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援儒入佛，宣揚儒佛合一，忠孝仁義，把儒家的價值取向作為佛教的價值取向。
『罪感』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心理體驗，包含對救贖的渴望。反省與懺悔淵源於基督教的原罪意識，所謂原罪，並非犯罪之罪，而是指自我在現實塵世中發生的『非我』異化，與上帝原本設計的『本我』有了距離，需要通過靈魂的懺悔和肉體的磨難來消除這異化，回歸『本我』。強烈的懺悔意識來自神的絕對要求，是上帝的神聖命令，要求人們不斷地自覺反省，以求得上帝的寬恕。同時，『愛』也是基督教的最大律法和崇高理念，使基督徒們從沉重的『罪感』中解脫出來，或者說以愛感拯救罪感，從而尋找到自身得救的希望。基督教那種在靈魂與肉體的對立衝突中，在靈魂深層的撞擊震盪中尋求贖罪的超越精神，是當代西方文化的基本元素之一。西方知識分子比較強調個體的道德責任，時常進行嚴肅的反省和懺悔，一次又一次地實現着自我的淨化和人格的升華。
而中國在儒道互補基礎上形成的文化傳統，構成的一整套觀念體系，追求的是內在自我的人情完善、等級倫常的自覺意識、清淨平和的人生信條、適性自得的生活情趣，基本缺乏西方那種自覺的懺悔意識和自我的超越精神。儒家學說的內在精義是中庸之道，和諧是其最高的理想境界，不僅人類與宇宙『天人合一』，人與人之間『和為貴』，個人內心也需保持一種『矜而不爭』，即在靈魂與肉體的衝突中，維繫自我的一種中庸平衡，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覺。『吾日三省吾身』不是西方那種尋求靈魂震盪和精神超越的懺悔，而是一種要求剔除騷亂恢復原狀的自我平衡方式。總之，它極力避免內心的衝突和靈魂的交鋒，讓一切對立的因素都消融在主觀心理的平靜安寧之中，消融在肯定現實人生的達觀愉悅之中，從而也就很少有自我超越和人格升華的可能。對應西方的『罪感文化』，中國顯示出一種『悅感文化』的特徵，一種平衡快適、圓融自足的生活體驗和心理感受。
基督教創始於對世俗權力的反抗，耶穌的傳教生活充滿着悲壯且神奇的色彩，是人們在對殘暴統治的反抗中對救世主的企盼與對美好天國的憧憬。由於基督教力量的壯大，迫使羅馬皇帝宣布敕令，承認其合法性。在中世紀，基督教會又開始了獨立於世俗權力的漫長鬥爭，建立了較為嚴密的教會組織，完成了羅馬教皇的統治體系。在教會與世俗政權的鬥爭中，雙方力量對峙較勁，時有精彩激烈的對局呈現，整部中世紀歐洲史，幾乎就是宗教勢力與世俗權力對峙爭權的歷史。這一過程不僅使宗教爭取到在社會生活中極其重要的地位，也培養了西方政教分離的文化制度傳統。耶穌表述得很明確：『把愷撒的事情交給愷撒，把上帝的事情交給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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