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時報 1898年，康有爲在進呈【日本變政考】給光緒皇帝的奏摺中說：『吾地大人眾，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鑒變法，三年之內，治具畢張；十年之內，治化大成矣。』對改革期望過高，務求速成，過分相信『制度決定論』，是百年來多數趨新知識分子的共同毛病。康有爲等人的思路，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政體改革，一抓就靈』，所有問題將在短期內一掃而光，有如童話所言，『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不幸，躁急的康有爲有著太多傳人，如今都集中還在微博上呼風喚雨。有人說康有爲是爲了誘導皇帝改革，不惜大肆誇張；果真如此，則其用心更不可問。
幸福的家庭盡皆一樣，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從『傳統社會』轉型爲近代社會，英、美一系以基督新教爲主體的『原生』國家比較順利，奉持其他信仰的國家，有些歷經磨難而修成正果，有些國家則慘不堪言，不斷經歷『現代化的挫折』。
瀋陽【正義一元論】一書，在眾多學院派著作之外異軍突起，揭示了西方轉型路上起關鍵作用的『內核』因素，刷新了我們對西方過於固化和簡單化的認識。例如，總有學者將近代民主追溯到古希臘時代。瀋陽指出：『古希臘的城邦民主政體與1787年北美建立的代議制的聯邦民主政體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第3頁），『實行直接民主制的古雅典慘敗在了古馬其頓手中』（第154頁），小國寡民的直接民主最終不是君主國的對手。民眾爲了共同體的安全，不得不讓渡部分權利給一個『偉大』的人格，由此產生了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只有強大的國家政權才能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個人自由，統一國內市場，拓展對外貿易。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形成相伴隨。但是，國家權力有利有弊，如何防止政權對個人、共同體的侵害，成爲最大的難題。
『利益與利益的較量、權利與權利的對抗、權力與權力的制約』，通過多輪博弈，可到達對『利維坦』的制衡。這是學院派人士所傾向的史觀，實際是將成功轉型，完全歸功於機遇，與歷史真實不完全相符，在邏輯上也說不通。在成功轉型的國家之外，其他國家何曾沒有這種多方勢力反覆博弈的情況，而終歸於不能結出善果。要有善果，須有善因。
以賽亞・伯林鼓吹的多元論，爲時下討厭『一元論』的知識分子所熱捧。在作者看來，多元論是西方轉型成熟後的產物，不能倒果爲因，以爲人家在轉型的起步階段，依賴這種多元論實現轉型。完善體制的建立，起於『善一元論』，而後向『正義一元論』過渡，實現政治與信仰既分立又互相滲透，避免政教合一和政教衝突兩種極端，將顯性道德轉化爲隱性道德，將正義的實現建基於法治之中。
『大眾喜怒無常，常常輕信知識分子和統治者的甜言蜜語，從事一些與他們本來的願望背道而馳的事情。』（第94頁）要讓大眾對知識分子保持警惕，需要讓他們生活在信仰的小共同體之中，構建『有教堂的「開放社會」』。按作者的說法，以信仰爲紐帶的小共同體林立，『法政系』而非『啟蒙系』的人物主導國家架構的構建，基於對人的有限性的深刻洞見，才能發展出憲政民主體系。『正義一元論』的提出，相信會令多元論者感到不快；本書對儒家的全面否定，可能會令民族主義者勃然大怒，老實說我自己都有些抗拒。若能先擱置先入之見，本書中源源而來的新見解，將令人獲益匪淺。
在當前潮流下，作者對『啟蒙』的反思堪稱大膽：『啟蒙的心態是對法治秩序的一個反動，文學的抒情對於觀念的精確表達和糾紛的理性處理毫無益處。』（第147頁）我們有太多文藝知識分子，他們經常會飽含激情地呼籲、痛心疾首地鞭撻，卻缺乏冷靜的省思、嚴密的邏輯、果敢的行動能力、處理細節的耐心、堅韌不拔的品格。依靠這些人來帶領大眾走向轉型，可能是緣木求魚。
作者試圖解決『西方從何而來』這樣的宏大問題，內中也隱含著『中國向何處去』的提問，而並無給出具體的答案，只提出了一種可探索的方向，表現出應有的謹慎。在追求真知的路途上，作者比多數人領先了『半個馬位』。比之某些聞人試圖用碎片化的140字來達到自我封聖，作者的謙卑自律更加令人敬佩。當此海量信息撲面而來呼嘯而去的年代，要想不被巨浪吞噬，必須站在信仰的堅固岩石上。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