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史网 魏晋文章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安七子的出现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身处统治者的三曹都有极好的文笔和有大气的诗文传世，这个时期的的“思想压迫”算不得到了顶峰，但这时的一些事件已经预示着魏晋的“思想压迫”的开始；杨修不愿全心的为曹操个人服务，又兼之爱买弄，给曹操杀了；祢衡多次议论曹操，也终于给曹操所杀；孔融也因为差不多的原因死在了曹操手里。而这些人死时都不过只有二、三十岁。声名远播于后世的建安派繁荣的诗文创作背后是这样对于异己者血腥的打击，《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中记载了孔融被抓的情景：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这是一个很让人心惊的场面，中国人以虚岁计岁，八、九岁的年龄，实际上不过七、八周岁罢了，而他们在飞来横祸之前竟是“无遽容”，而且对于当时的形式有着“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这样深刻的认识，这让人不由对当时的恐怖气氛感到震惊：“无遽容”绝不会是由于他们过硬的心理素质，任何正常和较为正常的社会都不会产生这样的“天才”儿童。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对这一切已是见怪不怪，精神麻木了！还有一个事件是值得注意的，《新语》贤媛第十九中有这样的记载：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锺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
一句“早知尔耳”写尽了当时名士危如累卵的状况，后来许母对儿子的教导更说明了她对于当时时世透彻的分析，迅翁说，剧毒：砒霜。之后是无数死于这种毒药的人。（大意如此）而许母的这种“智慧”岂会不是的之于无数死于统治者之手的名士的鲜血中？从曹操时起开一个死难者的名单是很容易的，比如何晏，死于司马懿之手，同年王弼“病死”，24岁；嵇康死于司马氏之手，39岁；欧阳建为赵王伦和孙秀所杀，32岁；裴顾为赵王司马伦所害，33岁；这些都是有明确的观点和有较多作品传世的人，这种人中只有一类和一个人活下来，这“一个”是郭象，他一生的权势都是很显著的，只是他的作品可能大多都是剽窃向秀的；而这“一类”是隐士，比如鲍敬言和杨泉，我找不到他们的生平，也许当时根本就没有人关注吧？
文章到了何晏、王弼手中算是一个转折点，他们开始大谈老庄，不能说这个转折是坏的，因为他们的写作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何晏的母亲嫁给了曹操，他是曹操的假子，地位是尊崇的，如果不是后来司马氏击败了曹氏何晏也许还不能成为这个标志性的转折点。何晏至少是两件事的标志性人物：其一，他是玄学兴起的标志；其二，他是服药的祖宗。服药可能是秦代的方士所“发明”的，也许是汉代，但毫无疑问“五十散”的配方肯定不会是何晏个人所创，想找到类似于石钟乳、石硫磺、石白英、紫石英、赤石脂之类的矿石配到一起，而且配出一种长期吃还吃不死人的东西大约是不容易的，为了这个方子一定有不少人死了，《红楼梦》中的贾敷就是这么死的。而且在何晏之前肯定有不止一个的人吃过这种“药”，为什么何晏一吃，这竟然能成为一种流行？还有魏晋玄学的兴起，在何晏之前研究《道德经》、《南华经》的大约是大有人在的，但为什么何晏之后这竟成为一种风气？这和他的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他的官位顶多不过是“吏部尚书”罢了。这个问题将在后文中做一个详细的分析。这个时期的文风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毕竟一些人在写着，比如王弼，比如嵇康。等时间到了完全是以竹林七贤的时代，建安派完全式微，大家服药的服药，谈玄的谈玄，饮酒的饮酒。干什么的都有，就是不再有什么文章了，好在没多久陶渊明出来了，算是魏晋文章一条漂亮的豹尾，但陶氏是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标准的隐士，在他身上很难找到所谓“名士风度”的痕迹，他是一个值得中国文化庆幸的人物，同时他的出现也是有其合理性的，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厌倦于尘世纷扰的人物的，何况浑浊不堪的魏晋呢？
竹林七贤出现后，魏晋最重要的学术特征“玄学”完全的兴起了；这时魏晋名士的时代特征完全的凸现了出来：所谓的“名士风度”成熟了。何谓名士？当时的人物王恭说的明白：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分析整部《新语》，谁是名士？其一，名士至少须为贵族，或为贵族的附庸（便是钱钟书先生所谓龙身边的蜻蜓者流）。这样讲是很好理解的，名士要有闲呵。谁悠闲呢？贵族而已。这种动荡的年代，纯粹的学问是不能维生，在大唐盛世杜甫尚有“儒冠多误身”之叹，又谈何魏晋这种时代呢？整部《新语》中的名士那一个没有赫赫的出身呢？这一点有很多文章谈到，毋庸赘述。其二，名士要善饮，不但饮，而且要大饮方可。饮酒，很能体现出名士不问世事的态度了。比如王子猷答恒温的问话时说不知道自己局什么官位，似乎是“马曹”（其实是“骑曹”），也不知道自己管多少匹马，更不知道他们的生死。当时的人似乎是很欣赏子猷的答话的。简言之，名士就是不管事，在野最好饮酒，比如阮籍，为了五百戽酒去当“兵卫”），在朝也不可忧国。他们推崇老庄，庄子说“尘垢秕糠，将尤陶铸舜尧也”这很可以作为名士这种行为的“理论依据”，虽然很明显他们是曲解了庄子的《逍遥游》。这里引发了“名士”的第三个特征，即就是谈玄，谈老庄。这里我无意详细分辨老庄之道与魏晋玄学的区别，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我们读《道德经》时明显可以感觉到其中许多章节是治世之术，老子在很多时候更像一个愿为帝王之师的人，而且他在很多时候也会谈及自己的社会理想。（这样的例子在《道德经》中比比皆是，只是此非本文的主旨，故在此不加引证。）而魏晋谈玄的人是极少谈及治世之道的，《新语》中不过有26 则政事的记录，而且多是一些个人行为而言及大义，关乎国家的少之又少，可见这些名士是有一种少谈国事，最好莫谈国事的默契的。还有一个特征是魏晋名士有很多是服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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