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史网 （楔子：阅读魏晋时期的史料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特别是《世说新语》中的描述，魏晋的名士是一个个凸现于纸上张扬、生动而任诞的个人；而在思考的时候，他们却往往是我的障碍：
太多假的东西充斥其中，太多琐碎而有趣的故事引诱我们分心而看不清真相，看不清这个时代的人。比如《世说新语》中王徽之夜访戴逵而“造门不前而返”的故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从表面看只能说王徽之任性随意，可实际呢？有资料证明王徽之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戴逵根本不会见他。研究一个时代中的个体人物是很难而且很烦琐的一件事，意义也不见得甚大，但从很多事实中体现出的时代的特征绝对错不了：比如一个人，无论他怎么作假，观其一生功过总能大体知道他的善恶，一个时代也同样，一个人的史料可能有无数差错，但许多人的传记、史料和故事构成的这个时代的“断代史”总能大体的勾画出这个时代的风貌。史家有没有信史？从严格意义上讲信史是不存在的，甚至包括上个世纪兴起的年鉴学派和大量使用计算机处理数据的“计量史学”也不能作到这一点，因为史料和真实的事件之间的差距总是明显的。但史学的价值决不会因此而抹杀。三人成虎的故事在现实中也许是反面的，但对于历史研究者到是一个好信条。）
在魏晋之前的中国历史中至少发生了三次重要的以失败告终的思想压迫事件，第一件是《国语》中所载的“召公谏厉王止谤”：
“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于是国人莫敢出言。
三年，乃流王于彘”
第二件是《左传》中所载“崔杼弑齐庄公”的结尾部分：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书矣，乃还。”
第三件是中国历史中知名度极高的始皇帝“焚书坑儒”的故事，有史料曰：
“臣（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植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此为焚书，公元前213年）
“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毖后”（此为坑儒，公元前212年）
本来始皇帝很有希望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成功的思想压制的君主，“可惜”由于他自己的某些失误和后继无人原因，秦在此后六年就亡了国。秦的覆灭几乎和焚不焚书、坑不坑儒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个问题我以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的观点是十分准确的：
“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大泽乡起义只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它的起因是因为士卒遇雨不能按期到达“按律当斩”才有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但亡秦的并不是“揭竿而起”的陈、吴，而是“不堪秦苦久已”而云集响应的天下百姓。虽然如此，这些历史事件的堆积很可以给人们造成一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假象，仿佛这些君王正是失败于他们的思想压制之上，事件二更可以作为“史官监督”胜利的一个伟大的胜利，并且向来是为人所称道的，而大史氏、南史氏总是作为典型的史官形象出现――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其原因在于儒家两千年的绝对主导地位使得被神圣化的孔子的一言一行都有着类似于神迹的象征意义。孔子作《春秋》，后世有人这样评价这部书：
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言之贬，严于斧钺。
于是在整个中国的封建历史中，史官在理论上理所当然的被赋予了对于王权的“监督”地位，兼之有大史氏、南史氏这样光辉的“典范”，历史上的清流对于“史”的崇拜始终处于一种类似于迷信的状态，很多人拼死一谏的勇气都源于对这种“史官监督”的坚信：于谦说道：粉身碎骨浑不怕，要流清白在人间。这清白字眼是流在史书上的；文天祥说的更直接，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史简；还有明末的李月如来得更惨烈，他在被政敌李可望（当时的秦王）剥皮处死时，看到剥皮用的稻草时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其实他至死也是相信所谓的“历史公论”的。然而这些影响和控制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学说其实在魏晋之时都差不多完全被事实所击败，留给后世的只是统治者能更好的实现思想压迫和让知识群体相信“正统”学说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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