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楚文化研究談地域文化研究的興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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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楚文化研究只是我國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個縮影，可以說，我國地域文化研究的興盛，都離不開考古學的成果。一個地區的地域文化對其所在地的經濟社會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揚地域傳統文化中積極一面的同時，也注意剖析本地區傳統文化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不相適應的一面，提升區域的文化內涵。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地理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下歷史形成的具有個性特色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至少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了特色各異的地域文化圈，如吳越文化、巴蜀文化、齊魯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燕趙文化、中原文化等等。中華文化就是由眾多地域文化圈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所形成的一個大文化系統。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差異，採用近代科學方法對地域文化開展研究也很早就已出現。如楚文化研究，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引起學者的關注，但地域文化真正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還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這與新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密切相關。五十年代，在長沙一地，就發現有楚墓200多座。
　　自1960年代到1970年代，在湖北江陵縣有計劃地開展了對楚國遺址和墓葬的發掘，在望山楚墓中出土了越王勾踐劍、竹簡、人騎駱駝銅燈等。尤其是對楚郢都紀南城和雨台山500餘座楚墓的發掘取得重要成果，在雨台山出土的器物有4200餘件，著名的如虎座飛鳥、鴛鴦形漆豆、竹製天平衡杆、砝碼等。江陵天星觀一號是楚封君的大型墓葬，發掘的遺物有2400餘種，對研究楚國的封君制度有重要的價值。對紀南城的發掘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城址的面積、建築佈局有了基本的了解，有宮殿區、制陶、冶鑄作坊區等，並大致確定了其存廢的年代。接着在湖北當陽、襄陽、宜城等地也發現了不少楚國墓葬和遺址，當陽趙家湖楚墓群發掘了自西周晚期到戰國中晚期的中小型楚墓近300座，使人們對春秋楚墓的分期有了系統的認識。
　　特別是湖北隨縣擂鼓墩的戰國曾侯乙墓及隨棗地區近百座曾國墓葬的發掘、湖北大冶縣銅綠山發現的周代銅礦遺址，把對楚文化的考古推向高潮。僅曾侯乙墓就出土了15000餘件青銅器、漆木器、金器、玉器等隨葬品，僅青銅器的重量就有10餘噸。其中有被譽為『世界八大奇蹟之一』的青銅編鐘等禮樂器，轟動了世界，改變了人們對先秦時期我國南方地域文化的傳統觀念。大冶銅綠山遺址從1973年起經過多次發掘，清理出採礦井巷近500條，出土了用於採掘、裝載、照明、排水、提升的生產工具和多種器物，證明銅綠山遺址至晚在西周時已開始開採，而年代上限，很有可能一直上溯至商代晚期。使人們摸清了先秦時期銅礦開採和冶煉的情況，並推動了我國『礦冶考古』新型學科的成立。大量珍貴文物的出土，使人們對楚文化的內涵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各個相關學科紛紛加入到楚文化的研究之中，各地先後成立了楚文化研究會，對楚文化的淵源、楚都的地望、楚墓的考古學特徵、」楚國的物質文化成就展開了深入的研究。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又有許多重要的考古發現，如湖北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大量精美的絲織品，有絹、綈、紗、羅、綺、錦、絛、組等各種各樣類型，反映了楚國絲織工藝在當時所達到的高度。在湖北潛江龍灣發掘了l號放鷹台宮殿遺址，被認為是楚章華台遺址，從而對楚國的大型宮殿建築提供了實物資料。在湖北荊門挖掘的戰國楚墓包山大冢，出土了大批竹簡，為深入研究楚文化提供了珍貴的文字資料。通過幾十年來所挖掘的數千座楚國墓葬和遺址，對楚文化的認識已由模糊趨於清晰，對楚文化的要素、特徵已有系統的認識，考古學的成果為楚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促進了楚文化研究的全面繁榮。
　　楚文化研究只是我國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個縮影，可以說，我國地域文化研究的興盛，都離不開考古學的成果。如蜀文化就是在新津寶墩、廣漢三星堆、成都金沙等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後重新認識到它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地域文化是區域的精神內核，這種深層次的思考催生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熱潮，並將地域文化的研究與現實問題更緊密地結合起來，由某一歷史時段延伸到對一個地域從古至今的文化進行全方位系統的探索，力求形成區域的獨特文化氛圍，提升勞動者的素質，增強熱愛家鄉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一個地區的地域文化對其所在地的經濟社會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揚地域傳統文化中積極一面的同時，也注意剖析本地區傳統文化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不相適應的一面，為建立健康創新的地域文化開闢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