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新论（3）

  : 北京日报

《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出道后，先赴秦国，以连横为说，意在统一天下。秦惠公刚诛杀商鞅，兴趣不在此，说：“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飞；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不用苏秦。苏秦于是东赴燕国，以合纵为说，推介反统一的政治策略。《史记・张仪列传》说张仪先赴燕国找苏秦，意欲参与合纵大业，从事反统一活动，苏秦不用张仪，张仪只好西至秦国，投身连横事业中，从事统一活动。 商鞅，以及苏秦、张仪，不能说他们心中没有理想和是非观，但是，他们都是把“做官”和“做事”放在第一位，因此，他们根据君主这个市场的需求来提供自己的产品。这和孔子、屈原不同。孔子、屈原是要“做官”，“做事”，但他们“做官”是为了“做正确的事”。
孔子与他的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坚守的政治家。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谋得官职，而是为了传道，也正因此，孔子面对诸侯权臣的邀请，不为其所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战国时期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与世俗不合，梁惠王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则认为他们是不愿意“阿世俗苟合而已”。
屈原同样是有坚守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坚守，就在于他是一个关心楚国命运的政治家。屈原思考拯救楚国的指导原则，思考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有关问题。他在思考楚国的现实困境的时候，提出了解决楚国政治困境的方法，这就是要实现尧、舜、禹、汤、文、武之“美政”。因此，与其说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宁说他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家。他的思想价值，不在于他在战国时期体现了怎样的改革意识，而在于他知道人民的幸福依靠回归“选贤与能”的美政。
屈原曾经“上下而求索”，最终带着失望和忧愁离别，是一个追求社会公正的诗人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是表现为对楚国违背正义的袒护，而是表现为对楚国昏庸和奸诈的同僚以及不能选贤与能的政体的强烈批判。屈原希望在楚国有公平和正义，正道直行的人受重视，但是楚国的现实正好相反，所以他有强烈的不满。屈原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正道直行”的基础上，是有价值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中，屈原首先陈述自己的才能，接着批评楚国谗佞当道，楚王不觉悟，不但不能近君子而远小人，反倒是远君子而近小人。屈原虽然知道楚国社会氛围黑暗阴险，但决不妥协，“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原试图改变在楚国的处境，曾经“上下而求索”，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屈原求灵氛占卜，灵氛说：“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认为以屈原的才能，可以周游任何国家。而巫咸则认为屈原在楚国的机会尚多，“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屈原忖度自己在楚国不可能有任何前途，因此告别楚国出游，但“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最后说：“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虽然最终不能离去，但对于楚国的政治已经失望了。《离骚》整篇文章所要表达的，是“离别的忧愁”。
屈原是一个积极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并痛苦地追寻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的伟大诗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价值也就在此。今天学习屈原，既是为了提升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提升我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