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新論（2）

  : 北京日報

楚國因為政治上的封閉，導致優秀的人才不但不能在楚國得到重用，而且還深受迫害。春秋時伍子胥就是典型事例。楚平王搶奪了給太子建娶的妻子，擔心太子建及太子建的太傅伍奢忌恨，殺伍奢。又因伍奢二子賢，欲殺二人，伍奢的長子伍尚被殺，伍子胥逃到了吳國。後伍子胥率吳國軍隊滅楚，申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說：『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於是『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楚國因此才能在春秋後期苟延殘喘下來。 戰國時期，楚國雖有恢復，但要和秦國對抗，仍然是沒有力量的。秦國的強勢，以及楚國的羸弱，決定了戰國時期的楚國處在一個不可能有大作為的時代。也正因此，屈原給楚王提出的連齊抗秦、殺張儀，不去武關會秦王的政治策略，楚懷王不敢接受。【史記・楚世家】載秦昭襄王約楚懷王訪秦，『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建議楚王毋行，發兵自守，楚懷王兒子子蘭說：『奈何絕秦之歡心！』楚懷王為了社稷，只能忘記自己這個君主的安危，親赴秦國。【孟子・盡心下】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楚懷王也許做不到『民為貴』，但是，他知道在社稷存亡面前『君為輕』的價值判斷，他不去秦國，則可能『危社稷』，所以，只得選擇去了。
屈原是一個想在楚國有所作為的政治家，想拯救楚國，但是楚國不能給他提供大有作為的舞台。屈原不被楚王任用，懷才不遇，生不逢時。不能有所作為和想有所作為，這是屈原和楚國領導層發生矛盾的根源，也是他悲劇命運的根源。
與其說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寧說他是一個堅守傳統的儒家思想家
戰國時期是一個巨變的時代，如何適應社會的蛻變，成了這個時代弄潮兒們追逐的目標，戰國時期成功的政治家無不體現這個特點。法家、縱橫家的成功，即是如此。
【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因秦孝公寵臣景監求見孝公，先『說公以帝道』，『孝公時時睡，弗聽』，譴責景監說：『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後五日，商鞅二見孝公，『說公以王道』，『益愈，然而未中旨』，『孝公復讓景監』。商鞅三見孝公，『說公以霸道，孝公善之而未用也』，孝公對景監說：『汝客善，可與語矣。』商鞅四見孝公，『以強國之術說君』，『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商鞅的最高理想是帝道，其次是王道，再其次是霸道，而強國之術是他認為的最下道，但因為秦孝公認為『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久遠，吾不能待』，商鞅就放棄了他的理想，而投孝公所好，但他自己知道，強國之術『難以比德於殷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