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的再正常化

  來源: 聯合早報

   
　　● 張雲
縱橫天下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本應是一個值得慶賀和展望未來的重要年份，但很遺憾接連不斷發生的風波給進入不惑之年的中日關係籠罩上厚重的陰影。事實上『政冷經熱』的狀況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一直在折磨中日關係，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日本是中國第四大貿易夥伴，日方統計去年日中貿易額接近3500億美元，占日本貿易額的20.6%；然而過去十年當中中國最高領導人正式訪問日本只有一次，而正式訪問美國就有三次。
　　中日雙方因為歷史問題，領土爭端等，致使雙邊關係出現周期性的惡化。與此同時，雙方社會關係也呈現負面狀態，近期公佈的日本言論NPO的調查顯示，在日本有83%的受訪者對中國沒有好感，而在中國則有65%的受訪者對日本沒有好感。中日關係能不能搞好是對中國建立『和諧世界』理念的直接考驗，也是對日本是否能獲得更多國際認可（包括入常）的風向標。此外，作為亞洲的兩個重要大國，世界上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經濟體，中日關係也承載着地區和全球責任和期待。面對當前的困局，我們應當如何來破解呢？筆者認為，中日應當真正的實現正常化。
72年體制：
不完全的正常化
　　當讀者們看到上述題目的時候，一定會想中日已經正常化40周年了，為什麼要『再正常化』。誠然，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時，中日簽署邦交正常化條約從法律上來說的確結束了兩國關係不正常的狀態，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不完全和不徹底的。
　　首先，雙方出於戰略需要匆忙簽署條約，留下很多的問題導致政治關係正常化不完全。1972年，中國從反蘇聯美的大戰略出發，決定儘快同美國在遠東的最大盟友日本恢復邦交。日本同樣因為中美蘇三邊戰略格局變化匆匆改變對華政策態度。由於中國沒有參加日本戰後處理的三藩市和會，很多歷史問題的處理中國沒有參與其中。事實上，1972年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機會，但是由於服務大戰略需要關係儘快實現正常化優先的思維錯過了機會。據日本資料顯示，田中首相在同周恩來總理會談中曾經提到釣魚島問題的處理，周恩來當即表示這次不談這個。如果這個記錄屬實，至少說明中日領土爭端的問題在邦交正常化過程中是被戰略性地忽視了的。
　　第二，1972年正常化屬於中日政治精英的政治決斷，但兩國民眾之間的情感正常化是不完全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參與者人數非常有限，特別是中國方面基本上是毛澤東一人決策，周恩來負責具體執行。整個過程在雙方有限的政治精英交涉中完成，民眾沒有能夠有機會參與中日最初和解的過程，這一點與戰後的德法和解的進程有很大的區別。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時期，毛澤東的絕對權威以及把日本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日本人民分開的說法，讓中國國民接受了這種完全自上而下的外交決斷。之後的事實證明，這種缺少雙方民眾參與的日中和解很不完整。
　　第三，『72年體制』帶來的主要成果是中日經濟關係的正常化。在過去40年的時間裏，中日經濟相互依存有目共睹，英廣全球服務（The BBC World Service）在2011年3月的調查顯示，對於中國的經濟實力增加的擔憂，日本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意大利最高接近60%，加拿大55%，美國53%，法國52%，德國52%，韓國49%，澳大利亞47%，墨西哥43%，英國41%，日本30%。這一方面說明中日經濟關係的高度互惠，但也證明了單純的經濟關係加強並不會直接轉化為政治關係好轉和社會聯繫緊密，後二者需要雙方特別的努力才能夠實現。
完全正常化的不可能
　　當我們抱怨中日關係正常化不完全的同時，不能忘記中日關係本身內含的一個悖論，即中日關係完全正常化的不可能性。為什麼這樣說？無論對中國還是對日本，中日關係都不是普通的雙邊關係，而是非常特殊的複雜關係，討論中日關係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都是那樣的敏感。歷史上悠久的文明和在亞洲的無敵地位加上現在的大國地位的『大中華』始終讓日本感到有自卑，而日本侵華歷史又讓中國人總是不能抹去被『小日本』逼到差點亡國滅種的邊緣的恥辱。中日雙方誰都不願意居於對方的下風，這些又同兩國的民族主義相結合，使得雙方在審視對方的時候總難以避免感情色彩和不那麼寬容。而在各自國內談論對方的時候始終存在着政治風險，對於『聰明人』來說，要在中日關係表態批評對方往往在政治上意味着安全或至少不會出錯，這種思維客觀上也反映了中日關係的不正常。
　　在中國，對於中日之間『政冷經熱』的一般解釋，就是實力的變化讓日本起了妒忌之心，一些學者和輿論習慣性地將中日關係惡化等同於日本右翼勢力抬頭，總體右傾化保守化等等，而沒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國際影響進行更加深層次的分析。在21世紀初，中國學術界曾出現過一段『對日新思維』的大討論，這事實上是對中國崛起背景下如何處理中國與亞洲關係的重要理論探索。遺憾的是，這場討論很快卻在各種壓力下偃旗息鼓。其結果是中國外交在過去十年裏沒有成功地實現包容日本。同日本交流成為了很多人的禁忌，寧可沒有交流也不要有政治風險，輿論風險是很多中國人的心理。相反，中國國內的一些在國際問題上持極端觀點的人士，則通過發表一些極端言論，不但將中日關係的敏感程度進一步增加，還造成了一種不健康的輿論氛圍，即在對日問題上寧可左也不能右，只有這樣才是安全的。這樣的結果是中國的對日政策失去了日本的民眾。
　　在日本，同樣有不健康的思維傾向存在。翻看日本的主要媒體，不難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傾向於把日本的所有的外交活動都解讀為（至少部分是）針對中國或者牽制中國，例如日本非洲合作論壇被認為是要打破中國在非洲的外交獨霸，日本與太平洋島國峯會被解讀為瓦解中國的太平洋外交，日本與湄公河流域國家加強合作被認為是要遏制中國對陸地東南亞的霸權野心等等。這樣的做法不僅不利於雙方建立互信，也有損於日本外交本身的道德高度。如果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總是建立在針對另一個國家的考量基礎上，那麼必定是不能走遠和走好的。日本並不乏有識之士，看到中日之間的問題也真誠地希望中日改善關係，日本的大多數民眾也是希望看到中日友好的，但是在石原慎太郎等少數『強硬派』的強勢下變成了沉默的大多數。可悲的是，石原等少數右翼政客或評論家的聲音卻被媒體反覆報道刺激着中國國民的感情。
正視中日外交文化差異
　　中日之間應當在承認雙方是特殊、敏感的雙邊關係的前提下，認真考慮如何管理控制好分歧。筆者認為，正確認識中日之間的外交文化差異是管理好中日關係的第一步。
　　首先，中國是大陸多民族文化，日本是海洋單一民族文化，兩國對於國家安全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歷史上一直擔心外國的海上入侵以及海上通道被封鎖後能源進口通道被掐斷。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的國家安全事實上就是海上安全。從這個角度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日本人對於中國軍艦進入太平洋表達出了令中國人看來是『過度的反應』。中國作為多民族的大陸國家，西部邊陲的民族問題和獨立傾向直接關乎國家安全，而這些對於島國日本來說很難有切身體會。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就不能理解為什麼當藏獨組織在日本開會時，中方的強烈反應會讓日本人看來有些『過頭』。
　　第二，中國看問題講究政治定性，而日本看問題重視事務操作，兩國的外交操作方式不同。中國的政治文化中特別重視政治方向是否正確，一旦被判斷為政治上需要，具體操作上的困難都認為是可以克服的，例如中國決定同東盟（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事實上是犧牲短期中國農業利益讓利於東盟國家。但日本人考慮問題的思維往往從操作的難易程度，預先設想程序上有什麼問題，例如日美同盟雖然被日本大多數人認同為政治上是正確的，但是圍繞普天間基地和魚鷹運輸機的問題，卻都是因為具體操作的問題而遲遲無法解決。
　　第三，中國外交文化特別重視大氛圍大氣氛，日本則相對重視具體問題的解決。在外交上，中國強調國家關係的整體氛圍的好壞是解決具體問題的大框架大前提，如果大氣氛不好，寧可暫時擱置冷卻。日本雖然不是不重視氛圍，但認為即使雙邊關係整體氛圍不理想，具體問題爭端卻可以繼續談判。
　　第四，中國重視首腦互訪的重要性，日本更看重文化和社會交往的滲透力。毋庸置疑，首腦外交具有帶動民間交往的風向標作用，但是要看到中日兩國領導人在民眾中的威望是很不一樣的。在中國，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具有很高的政治威望和關注度；在日本，政治家甚至總理大臣並沒有受到同等的重視。在日本，民眾對於政治家往往抱有懷疑態度，而那些藝術家、建築家、醫生等卻往往能夠獲得更高的社會尊重。我曾在班上做過調查，詢問日本學生心目中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人，結果當代人物竟然是姚明。
　　第五，中國具有重視『老朋友』和『喝水不忘挖井人』的優良外交傳統，但是日本更為現實認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中國國家領導人訪問日本的時候一項不可或缺的項目，往往是會見曾經為中日友好做出貢獻的日本政治家或者他們的後人。這一傳統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寶貴遺產，但是也要看到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例如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功臣』田中角榮，在日本卻是『金權政治』的象徵，因此中國認為的『老朋友』在日本的情況可能不一樣。
　　以上五點並不是說哪一方正確，而且是文化的東西就有自己的生命力，改變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了解雙方的差異在相互交往的時候，心裏能夠想到對方可能不是這樣看問題的，就會減少很多不必要的誤解和誤判。
　　中日之間的關係再正常化，可能正是要從這些文化、思維方式差異的細微處入手，才能真正實現。
作者是日本國立新大學副教授
在中國，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具有很高的政治威望和關注度；在日本，政治家甚至總理大臣並沒有受到同等的重視。在日本，民眾對於政治家往往抱有懷疑態度，而那些藝術家、建築家、醫生等卻往往能夠獲得更高的社會尊重。我曾在班上做過調查，詢問日本學生心目中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人，結果當代人物竟然是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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