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代『不奉詔』的類型及其內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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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爲國持正』型


    自戰國以降，『尊君卑臣』不僅凝化爲制度規定，同時也熔融爲政治倫理。現實的問題在於：如果群臣必須惟君主的意旨是聽，一旦君主的決斷出現失誤而群臣不加以阻止，那麼國家的利益豈不是要遭受損害？明於治國大道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確實在這一方面頗多匠心設計。於是，出現了輔政制度、職在諫諍之官、草詔與封駁之制等等，其用意都在於防範皇帝個人的錯誤意旨破壞國家的根本大計。然而，在皇帝（特別是有雄心、有能力而又敢於獨斷專行的皇帝）執意要做某件事情、並且帶有『即時』性質的場合，上述預設的制度就會失效。當皇帝敢於置制度於不顧而強行發號施令時，好像只能仰賴有大臣挺身而出，大喊一聲：『不奉詔！』形勢才有可能得以扭轉。這是地地道道的『觸逆鱗』之舉，其危險性戰國時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就已經說得十分透徹了。如果沒有爲了國家利益而不惜犧牲身家性命的境界，是做不了這樣的事情的。因此，這種類型的『不奉詔』，是最具有社會意義、從而最值得研究的，當然也是最令人欽佩的。


    試舉漢代的幾個顯例，藉以展示當事人的錚錚鐵骨、大丈夫氣概。


    漢初的耿直大臣周昌，可當得起直諫第一人之稱。漢高祖劉邦欲廢太子，而改立戚姬所生之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其中以周昌的面折廷爭最爲激烈。周昌爲人口吃，又在盛怒之下，他對劉邦聲明：『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漢書】卷四十二，【周昌列傳】）好一個『期期不奉詔』！爲此，劉邦對他油然而生敬意。稍後，劉邦不得不改變初衷，保留太子地位而封如意爲趙王。爲了保證自己身後趙王如意不至於被人殺害，劉邦留意爲趙王尋求一位可以信賴的丞相，結果周昌當選。在劉邦死後，大權在握的呂太后開始了她的復仇舉措，囚禁了戚夫人，隨即宣召趙王入京。傳宣詔命的使者多次往返，趙相周昌拒不應命，他對使者說：『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並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呂太后大怒，只好先徵召周昌入朝，她的計劃才得以實現。周昌先後兩次聲明『不能奉詔』，公開對抗漢高祖與呂太后兩位專制統治者，是冒著相當風險的；從他的用意而言，不帶有任何利己的因素，他比在位的最高統治者更在乎國家的根本利益。


    漢景帝時期的大臣竇嬰，也以『不奉詔』之舉而贏得了聲譽。梁孝王劉武是景帝的胞弟，也是竇太后的少子。竇太后不脫老婦人常態，因爲喜愛少子的緣故，欲令梁王爲景帝的繼承人，即按照『兄終弟及』的方式安排繼統序列。一次，景帝與梁王按照家人之禮，共同奉陪太后宴飲，景帝可能是出於安慰母親的考慮，對梁王說：『千秋萬歲之後傳王。』竇太后果然面露喜悅之色。當時雖然不是在朝會的場合，沒有形成正式的詔旨，但是景帝一語既出，就應該爲『君無戲言』而承荷起許諾。竇嬰也在場，當即對景帝的失言提出批評：『漢法之約，傳子m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史記】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此話一出，實際上就是『不奉詔』的公開表態，也是一種駁議，取消了景帝言論的合法性。景帝以『默然無聲』承認了竇嬰的批評是正確的，也就撤銷了自己的許諾。


    西漢後期的名臣史丹，以朝廷公卿『不奉詔』的潛在可能性，阻止了漢元帝晚年廢立太子的打算。竟寧元年（前33年），漢元帝重病纏身，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王皇后、太子劉驁卻難以得到進見的機會。元帝病情稍爲緩和，竟然對王皇后、太子產生了更多的不滿。他多次向尚書詢問景帝時改立膠東王爲太子的故事，皇帝有廢立太子之心，在宮廷之中已經不再是秘密。爲此，太子長舅王鳳與王皇后、太子皆憂心忡忡，不知如何應對。說當時的政治高層疑雲密布絕非危言聳聽。史丹憑藉有元帝的特殊信任而得以伴陪在側，他在與元帝單獨相處之時，涕泣跪奏：皇太子之立長達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但是，定陶王得到皇帝愛幸卻廣爲人知，近來更有道路流言，以爲太子位置有動搖之議。言談至此，史丹極力強調：『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漢書】卷八十二，【史丹列傳】）元帝有感於史丹的涕泣極諫，特別是他所分析的改立太子的詔旨一旦公布，就可能出現朝廷公卿共同抗旨的緊張局面，這使得元帝不得不明確表態：不會有改立太子之舉。一場政治危機得以消弭。史丹所言公卿『以死爭，不奉詔』的局面儘管沒有出現，但從元帝的反應可以想見，一旦形成事實，只要皇帝不是肆行無羈的暴君，就不得不作出讓步。因此，如果官僚集團群體性『不奉詔』見諸實行，對於糾正皇帝個人的錯誤決策，是可以發揮相當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