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圍繞語言文字的思想論爭 （10）

  : 檔案春秋

三　餘論
在大規模的留日學生發揮作用之前，特別是在梁啓超和章太炎這類具有較大影響力的人接觸和闡發日本版的西方學說之前，嚴復的確可以說是製造局之後中國思想界的西方思想資源的主要提供者之一（此時傳教士仍是另一主要資源提供者），梁、章二人就常常引述或發揮嚴復的觀念。進入20世紀之後，傳教士已逐漸從主要西學傳播者的地位淡出，在日本（如章太炎等）和在巴黎（【新世紀】派）的革命黨人曾正面挑戰嚴復，那部分還是因爲政治觀念的歧異，且多從中學角度出發（註：關於章太炎與嚴復，參見王泛森【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2年第二次印刷）33-37頁；關於傳教士，參見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44-46頁；關於革命黨人攻擊嚴復，參見朱維錚爲自任執行主編（錢鍾書主編）的【劉師培辛亥前文選】所寫的【導言】（三聯書店，1998年），10頁、27頁注37。）。王國維從思想表述的角度對嚴復的抨擊，尤其是力圖從西學之學理上置嚴譯於『古』而不『達』的位置，其打擊不可小視，客觀上配合了留日者對嚴復的挑戰。在一定程度上，這與『東瀛文體』一樣都是日本在華影響上升的一個組成部分（註：1909年秋，清學部設立編定名詞館，嚴復爲總纂，而王國維任協修。王任此職大約多恃羅振玉的援引，固非因此文之作，然其與嚴復同在館中如何『編定』名詞，當必有趣。其實若從新名詞的社會使用看，到名詞館成立時，嚴總纂所代表的『造語』取向已基本大敗於王協修所傾向的模仿日本派了。名詞館沒能留下多少實際的成績，亦良有以也。）。
伍啟元後來曾說：由於『蒸汽機和火輪船已把整個世界打成一片』，一方面是『國際資本主義者依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中國』，而中國思想界的發展，也『全以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精神爲中心』，即中國學術思想『以迎拒西洋資本主義制度和它底文化精神爲核心』。結果，『一切適合於中國的或不適合於中國的思潮，都先後的被紹介到中國來，而許多國際思想界的爭辯，都在中國重複一遍』（註：伍啟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現代書局，1934年，175、11、25-26頁。）。民初中國思想界這種一方面隨西方而動、同時又以西方觀念爲武器相互競爭的時代特徵在清季最後幾年即曾出現，不過那時日本扮演了後來西方的角色。
那時一個頗有意思的現象充分體現了日本影響的整體上升，即不僅在思想言說中出現頻繁的國粹、國魂等觀念是引自日本，一些中國學者反孔的思想資源也多來自日本人。許之衡就指出，國粹學派常說中國古學『定一尊則無懷疑、無懷疑則無進步；因以希臘諸學派律周秦諸子，而謂自漢武罷黜百家之後，學遂不競』。此說出自日人遠藤隆吉的【支那哲學史】，而梁啓超揚其波者也。同樣，因學術定一尊而『冤孔子主張專制，合時君之利用』，也是日人白河次郎倡其說而梁啓超演之。至章太炎之【書・訂孔】更『以孔子下比劉歆，而孔子遂大失其價值』。梁、章二人，『其學皆與東洋有淵源』；遠藤隆吉、白河次郎二氏之學說經梁、章推演，『後生小子，翕然和之，孔學遂幾失其故步』（註：本段與下兩段引文，見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載【國粹學報】1年6期。關於章太炎反孔與這二位日本學者的思想淵源，參見王泛森【章太炎的思想】178-183頁。）。
在許氏看來，『孔子之遺經，無一爲主張專制者；雖不主共和之制，然其所言君權，大抵主限制君權之說居多』。故不能『以今日群治之不競，而追咎古初』。若對比中西，雖然『希臘學風之盛，流衍遍於歐西，而今日無一存者，徒供歷史研究之資料。歐洲自信從基督，而十字軍幾度戰爭，排去外教之侵凌，兼以輸入文明，遂成今日盛興之效』，正收『定一尊之效』。可知中國『今日猶未爲生番棕夷者，即此定一尊之效』也，又『安知今後之必無進步乎』？惟日本人『排斥孔子，則由彼愛國者恐國人逐於漢化，又恐逐於歐化，故於孔子有微詞，於耶蘇亦多論議，以成彼一種東洋之國學，即國粹主義所由來也。論者不省，而據爲典要，揚其流而逐其波，不亦誤乎』！
換言之，排孔與國粹在日本可以不衝突，但照搬到中國，則矛盾立顯。關鍵在於，『外人之滅我國也，必並滅其宗教、滅其語言、滅其文字』，故無一不須保全。不過，排孔只是部分日本人的觀念，另一些日本人則根本認爲儒學正宗已轉到日本，楊度注意到：『日本人之常言曰：孔子之道，不行於支那，而行於日本；支那奉其名，反而日本行其實；支那以爲命題作文之具，而日本以爲修身治國之道。』當日中國之人心國政，實不可謂爲實行孔教者。這樣的尊孔言論一轉到中國，仍等於反孔；若中國所推行的孔子之道不過是『命題作文之具』，既存的體制便缺乏正當性。故楊度慨嘆道，如此言成立，『則我國民更何所挾取自號爲文明者？不惟其所本無者將取法於泰西，即其所固有者亦將索還於日本矣』（註：楊度：【遊學譯編敘】，【遊學譯編】1期（光緒二十八年十月），4頁（文頁）。）。
當年那些主張保存國粹的士人雖然未必同意中國所固有者已轉移到日本之說，但大體接受並宣揚了真孔學在定於一尊之後便已失傳的觀念，而希望復興原初的古學（註：參見羅志田【從無用的『中學』到開放的『國學』：清季國粹學派關於學術與國家關係的思考】，載【中華文史論叢】65輯（2001年3月）。）。他們中一些人正是從日本對華影響的整體性上看到了威脅之所在，黃節即喊出『亡吾國學者在日本』的警告。他認爲，一國之立，必有其立國之精神，滅之則亡種亡國。而英俄滅印度裂波蘭，『皆先變亂其言語文學，而後其種族乃凌遲衰微』。當西潮東侵時，已是『外族專制之學說』的中國學說面臨『共和立憲之文明，相形之下，優劣之勝敗立見也，則其始慕泰西。甲午創後，駭於日本，復以其同文地邇情洽，而收效爲速也。日本遂奪泰西之席而爲吾之師，則其繼尤慕日本。嗚呼，亡吾國學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註：黃節：【國粹學報敘】，【國粹學報】1年1期。）！具有詭論意味的是，已注意到日本威脅的黃節大體仍接受了源於日本的觀念，以爲中國學之不競是因爲真古學已經失傳。
黃節所觀察到的一方面『駭於日本』，同時又因『同文地邇情洽而收效爲速』乃傾慕日本的情形，正是日本影響巨大而持久的原因所在。此後留日學生在中國軍界、政界、財界以至文壇，都有不容忽視的影響，直到1915年日本欲迫使中國接受『二十一條』才從根本上損毀了其長期的影響力，直接導致不少留日學生變得仇日。許多留美學生恰在那段時間陸續回國並開始發揮重要作用，顧維鈞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適在學界的『暴得大名』，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一種進行中的權勢轉移――美國在華影響的上升和日本在華影響的下降（註：說詳羅志田【『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五四期間的社會思潮】，載【新史學】（台北）3卷2期（1992年9月）。不過，日本的潛在影響仍是相當廣泛的，據張君勱回憶，一戰後梁啓超游歐期間，在見了法人柏格森後到德國，忽然想起『日本人所著歐洲思想史中，必推柏格森、倭伊鏗兩人爲泰山北斗』，既已見前者，不可不一見後者。於是又聯繫了與倭伊鏗的會面。則民初一度影響中國思想界甚多的這兩位哲學家原來先就特別受日本學界的關注，這是非常值得認真探討的。參見張君勱【學術方法上之管見】，載【改造】4卷5號（1922年1月）2頁（文頁）。），這是後話。而清季部分朝野士人很早就警惕日本影響的威脅，並在向其學習的同時試圖有所抵禦，很大程度上即因語言文字在思想言說中地位上升而得到關注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