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远古史

先说中国远古史的概念，是指自从人类诞生到夏代结束（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的意见，是公元前1600年）这阶段的中国历史。中国远古史的概念直接来自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他在主编十卷本的《中国通史》时，把这一段历史称为“远古史”，而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称为“上古史”，“远古”与“上古”更多的只是个时间标志，没有什么别的含义。我与白先生不同的是，将夏代的历史归于远古史，是因为迄今为止，关于夏代的历史资料主要来自考古学和传说，没有文献资料，这和商代不一样，商代历史已有成熟完备的甲骨文字资料出土，虽然在文字释读方面尚有待于突破，但原则上说，已是有文字后的历史了。夏代之前的历史没有成熟的文字史料存在，一般人们又把这段时期的历史称为“史前史”，也就是说，中国远古史和中国史前史，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
再说我们为什么要重构中国远古史。
其实，现存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知识体系，本身就是后人根据自己理解的情况，构建出来的，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如今，种种条件的变化促使我们再次提出了重构中国远古史的任务。
从史料学的角度看，中国远古史的史料只有两种，一是考古学发掘的遗址、实物及其报告，二是存留在古代文献中的传说。其中存留在古代文献中的有关中国史前史的传说，最早的也出现于东周晚期的先秦时期（汉代的文献也是根据先秦文献而写的），这时，距夏代灭亡已有1200多年的时间了，离传说的黄帝时代就更远，所以，这些文献中的传说资料本身就是先秦时期的人重构出来的东西，可靠性极差。
最具可靠性的史料当然是考古学的发掘成果。近年来，考古学发展得十分迅速，新成果层出不穷，对这些成果的认识是推动对现行中国远古史知识体系进行变革的重要动力。
从构建史前史的方法来看，现代人主要是利用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思维方式对远古的史料进行分析和猜测，进而形成关于远古史的知识叙述。近几十年，这些学科的发展突飞猛进，比如分子生物学对传统古生物学的挑战就迫使人们对一切史前发现重新做出解释。
简言之，史料和研究方法本身的变动，构成了重写中国远古史的内在动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从来都是为了满足现实的某种政治需要而重构远古史的。以中国远古史为例，现行叙述体系主要是基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现之上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建立的世俗政权摧毁教会的神权统治的重要武器，它否定了人类由来的神创论，也就否定了神在现实世界的权威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是为其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现实政治需要提供的“科学基础”，用恩格斯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项重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可是如今，基督教的神权统治早已被彻底摧毁，社会主义也经历过跌宕起伏的实践，由空想变成现实，这种现实又转而提出新的超越性的要求。简言之，人类世界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面临着的已不是危及到小群体利益的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而是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可能危及到整个人类的根本性问题：地球环境恶化、核战争毁灭性的威胁、生物科学可能带来的人造生物的不确定影响等等。这一切，都要求人们通过重构人类最初产生的远古史进行反思，人类的过去与未来有什么关联？人类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一句话，现实政治格局的变化构成重写中国远古史的外在动力。
本文出自《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1期《重构中国远古史》，有兴趣的筒子可以去看原文。写的很精彩，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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