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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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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邻 發表於 2012-12-7 18:4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历史春秋网
四、道家的达
  道家对“达”和“达人”,也有自己的理解。《庄子・齐物论》: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
在庄子看来,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可变的,人们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可变的。“你要肯定吗?自有可以肯定的理由;你要否定吗?自有可以否定的理由”;“一切事物本来就有对的地方,一切事物本来就有可以肯定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对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肯定的”。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想推到极致,一切事物的差别就都没有了,“因此小草茎和厅堂前的粗木柱,长着癞疮的丑妇和美貌的西施,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东西,从道的观点来看,都可以看成是相同的,而不必加以区别”。“只有达者(通达的人),才能了解把万物看成是一样的道理,这样他就不必固执自己的成见,而把自己的见放在平常的道理之中”,“这也就是听仍自然的道理”。《庄子・齐物论》郭象注称:“夫达者,无滞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当于自用,自用者,莫不条畅而自得也”;“达者因而不作”;“夫达者之因是,岂知因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谓之道也”[11](P34);同样是强调达者无所取舍因仍自然的特点。可知《齐物论》中的“达者”,面对不断变幻、具有无限相对性从而不可把握的世界万物,无论其美丑、大小、成毁,都不去作有意识的判断和区别,仍其自然,同化于自然,最终臻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无差别境界” [12](P117)。这样一个“达者”,实际上是庄子设以自况的一个深谙万物通而为一,从而因仍自然、无所拘滞的哲学家,亦即《庄子・列御寇》中的“达大命者随”(通达大命的顺应自然)。
  作者及成书时间颇有争议的《列子・杨朱篇》,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将这种道家思想的“达”付诸实践的“达者”形象:
  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藉其先赀,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为,人意之所欲玩者,无不为也,无不玩也。墙屋台榭,园囿池沼,饮食车服,声乐嫔御,拟齐楚之君焉。……奉养之余,先散之宗族,宗族之余,次散之邑里,邑里之余,乃散之一国。行年六十,气干将衰,弃其家事,都散其库藏、珍宝、车服、妾媵,一年之中尽焉,不为子孙留财。及其病也,无药石之储,及其死也,无瘗埋之资。一国之人受其施者,相与赋而藏之,反其子孙之财焉。禽骨厘闻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闻之曰: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为也,众意所惊,而诚理所取。卫之君子,多以礼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本条张湛注与段干生的观点相同,认为端木叔是一个通达不拘礼法之人:“达于理者知万物之无常,财货之暂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尽奉养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岂名誉所劝、礼法所拘哉。”[13](P81-82)《杨朱篇》还记载了郑国子产的两个哥哥,一个好酒,一个好色,他们认为“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死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以此为弗如死矣”,因而兄弟俩在有生之年,莫不穷其嗜欲。本条张湛注称,“达哉此言,若夫刻意从俗,违性顺物,失当身之暂乐,怀长愁于一世,虽支体且存,实邻于死”[13](P81)。如所周知,张湛在《列子》注中,反复强调人生短暂,应“任情极性”,以“尽当生之乐”,切不可“惜名拘礼”[13](P79):“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而复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娱,以仁义为关键,用礼教为衿带,……是不达乎生生之极也”[13](P77);“夫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于无为,天理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达者之所悟也”[13](P72)。
  《列子》及张湛注中的“达者”,“知万物之无常,财货之暂聚”,“知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13](P82),一如《庄子》中齐万物、等生死,从而因仍自然、随遇而安的达者,对事物的流变性和暂时性有深刻的领悟。而且不止于领悟,他们鉴于人生不过“一气之暂聚”,故而鄙薄“刻意从俗”、“惜名拘礼”,倡导并实践“任情极性”、“尽当生之乐”的人生生活。学术界一般认为,《列子》的《杨朱篇》可能产生于西晋[1]。我们从《杨朱篇》所描述的“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13](P79)的达人形象,以及东晋人张湛注中对达人的肯定,可知这样的达人,其原型就是两晋时期“以放浊为通”[14](P692)、“以任放为达”的名士,他们是庄子齐万物、任自然思想的实践者,或者不如说是“取其利便”者[15](P1128),亦即“受用”者[5](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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