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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說達――以魏晉士風問題為中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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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鄰 發表於 2012-12-7 18:4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歷史春秋網
四、道家的達
  道家對『達』和『達人』,也有自己的理解。【莊子・齊物論】: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在莊子看來,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可變的,人們的認識也是相對的,可變的。『你要肯定嗎?自有可以肯定的理由;你要否定嗎?自有可以否定的理由』;『一切事物本來就有對的地方,一切事物本來就有可以肯定的地方;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對的,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以肯定的』。這種相對主義的思想推到極致,一切事物的差別就都沒有了,『因此小草莖和廳堂前的粗木柱,長着癩瘡的醜婦和美貌的西施,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東西,從道的觀點來看,都可以看成是相同的,而不必加以區別』。『只有達者(通達的人),才能了解把萬物看成是一樣的道理,這樣他就不必固執自己的成見,而把自己的見放在平常的道理之中』,『這也就是聽仍自然的道理』。【莊子・齊物論】郭象注稱:『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達者因而不作』;『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11](P34);同樣是強調達者無所取捨因仍自然的特點。可知【齊物論】中的『達者』,面對不斷變幻、具有無限相對性從而不可把握的世界萬物,無論其美醜、大小、成毀,都不去作有意識的判斷和區別,仍其自然,同化於自然,最終臻於『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無差別境界』 [12](P117)。這樣一個『達者』,實際上是莊子設以自況的一個深諳萬物通而為一,從而因仍自然、無所拘滯的哲學家,亦即【莊子・列禦寇】中的『達大命者隨』(通達大命的順應自然)。
  作者及成書時間頗有爭議的【列子・楊朱篇】,則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將這種道家思想的『達』付諸實踐的『達者』形象: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台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裏,邑裏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干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厘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眾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本條張湛注與段干生的觀點相同,認為端木叔是一個通達不拘禮法之人:『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13](P81-82)【楊朱篇】還記載了鄭國子產的兩個哥哥,一個好酒,一個好色,他們認為『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死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誇人,矯情性以招名,以此為弗如死矣』,因而兄弟倆在有生之年,莫不窮其嗜欲。本條張湛注稱,『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暫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且存,實鄰於死』[13](P81)。如所周知,張湛在【列子】注中,反覆強調人生短暫,應『任情極性』,以『盡當生之樂』,切不可『惜名拘禮』[13](P79):『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為關鍵,用禮教為衿帶,……是不達乎生生之極也』[13](P77);『夫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無為,天理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13](P72)。
  【列子】及張湛注中的『達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知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13](P82),一如【莊子】中齊萬物、等生死,從而因仍自然、隨遇而安的達者,對事物的流變性和暫時性有深刻的領悟。而且不止於領悟,他們鑑於人生不過『一氣之暫聚』,故而鄙薄『刻意從俗』、『惜名拘禮』,倡導並實踐『任情極性』、『盡當生之樂』的人生生活。學術界一般認為,【列子】的【楊朱篇】可能產生於西晉[1]。我們從【楊朱篇】所描述的『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13](P79)的達人形象,以及東晉人張湛注中對達人的肯定,可知這樣的達人,其原型就是兩晉時期『以放濁為通』[14](P692)、『以任放為達』的名士,他們是莊子齊萬物、任自然思想的實踐者,或者不如說是『取其利便』者[15](P1128),亦即『受用』者[5](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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