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网历史 摘要：本文列举、分析大量事实和案例（且仅涉及一部分重要的或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器物及纹饰）说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没有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和严谨对待。从发掘报告（简报）到相关著述，从模画到研究都缺乏严谨，没有真实保障，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当然，在此背景下的纹饰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也是没有真实基础的，与“科学研究”、还原历史尚有一段距离。器物纹饰对史前研究、神话传说研究极为重要，当引起考古学家及相关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完整、清楚、明白、准确地模画、介绍器物纹饰是纹饰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将会对史前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进行误导或形成障碍。
关键词：器物纹饰 真实基础 史前研究 重要
十八世纪中叶，曾被称为“考古学之父”的德国人温尔克曼，所著考古学代表作叫做《古代美术史》。虽然温氏的“考古学”还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和认识的考古学，但他对古代器物刻画图案的理解和应用却代表和预示了后来考古学对古代器物纹饰认识与研究的一种倾向，即将它们视为古人的美术作品或装潢。这种倾向的危害性，对考古学尤其是对史前历史文化研究所带来的和已经造成的损害，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到和给予关注。虽然现在考古学家大多认识到史前器物刻画以及文字产生和运用初期的铜器纹饰可能并非原始人类闲暇优游之美术作品，而常以图腾、神灵崇拜、生殖崇拜或巫术手段（如张光直）视之，但这种主要凭借感觉以及运用民族学（或曰文化人类学）资料进行对比而产生的认识，距离古人刻画、铸造器物图案的本意到底有多远恐怕很难评估，或者相对于“美术”而言，它乃是另一种歧路亡羊。比如对半坡鱼纹、人面鱼纹、良渚玉器神徽的认识都多达几十种，其中是否有一种等同或接近古人的本意，恐怕就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有一位大名鼎鼎、桃李M天下的著名考古学家就曾对笔者说：“史前器物纹饰根本不可能读懂，大家都是过猜”）。这两种方向都意味着对古代刻画、纹饰不需要也不必要作精确的描述、临摹以及分析，这就造成考古学著述和研究中对器物纹饰绘画和描述的随意性、写意性、概略性倾向，这种倾向和既成事实反过来又阻碍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后继的和深入的研究设置了障碍。笔者因为缘份所至，介入了这种器物纹饰的研究，对此算得上是有切身体会。这里我们以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些典型器物及纹饰为例，将笔者的了解、感想和认识和盘托出，希望引起考古学家和研究者的注意，不恭之处请海涵和批评。
一、关于人面鱼纹盆网格纹
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其口沿用露地线纹作等距离的四方八位式分割，内壁绘画两个人面鱼纹、两个网格纹分置四正方位各自对称，这种网格纹为45度角斜置正方形，每边作十等分整体上被划分为100（10×10）格，其四角上又各接一个涂实的等腰三角形（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图一二四：17，图版壹壹伍；1982年版图84、112）。但是这种100格网纹在笔者所见著述和材料中，几乎所有的图式都没有严格、准确地依样模画，而是以象征性、写意性、概略性的方式绘出，甚至有的很潦草、随意。这些著述包括：吴山编《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文物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72页图）、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94页图）、钱志强《试论半坡期彩陶鱼纹艺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辑刊》121页图，1988年）、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118页图）、申世放《鱼文化初论》（《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8页图二：1）、谢崇安著《商周艺术》（巴蜀书社1997年8月第1版，310页图三五：2）、巩启明著《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201页图二六：6）、蒋书庆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59页图一八）等等。大部分图式都因太小，网格纹画得不清晰，但约略可以分辨同一件彩陶盆、同一网格纹上画出八、九格，九、十格，十、十一格或九、十、十一格等；有的已经不是网格纹，而变成了两个涂黑的小方块，如《商周艺术》附图；有的网格纹是象征性地在正方形内拉几条对角线及其平行线，完全改变了原图的画法和意图，如《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附图。人面鱼纹盆内壁这种100格网纹，发现之始即被视为鱼纹，以后学术界大多也沿袭了这种说法，如：《西安半坡》称之为“画在陶器上的网状花纹，当时用网捕鱼的又一证据”（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图版52说明），《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将半坡彩陶上的鹿纹、鱼纹、网纹视为当时渔猎经济发达的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6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认为“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内多见鱼纹和网纹，也是当时捕鱼活动的写照”、网纹和斜方格纹饰于彩陶盆近口沿的内外壁“达到了最佳的装饰效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598页、600页），《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说“一件陶器上的鱼网纹饰，由十一条经线和十一条纬线组成，鱼网呈标准的菱形”（西安半坡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100页），《鱼文化初论》则直接将人面鱼纹盆内壁的两个100格网纹称为“两张鱼网”（《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8页）。既然是“鱼网”、装饰，那当然就不是很有必要作严格、精确的模画。
吴山先生编著《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不仅将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绘画图案视为装饰艺术，而且将人面鱼纹和100格网纹合称为“人面鱼网纹”；可以看出，后来有些著述和研究中的附图是直接采用了吴著绘画，其失误在所难免。有些研究者注意到人面鱼纹彩陶盆口沿纹饰可能与表示四方八位、四时八节有关（如钱志强《试论半坡期彩陶鱼纹艺术》，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19―120页）或认为100格网纹反映了仰韶先民的几何知识（如巩启明著《仰韶文化》201页），但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对100格网纹作严谨、认真的模画和分析。将书庆先生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是迄今所见注重对彩陶纹饰作结构和数量分析的第一本著作，但他将100格网纹视作“两个方向线条的交错之形”，网纹便“成为阴阳交错之形的符号象征”，因此对人面鱼纹盆100格网纹也没有作准确的模画。陆思贤先生在《神话考古》一书中对100格网纹作了专门的分析和研究，认为它与立杆测影、天象历法有关，即表示夏半年晷影在三段六节之上，太阳通过表木的投影空间所画斜线，合于五段十节，即十等分，故用10×10=100之数，又将其与“羲和生十日”神话相联系，所以他单独将100格网纹作成一个图（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65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在与李迪先生合著的《天文考古通论》中，陆先生对100格网纹的认识虽然仍然持天文历法说，但具体含义有了变化，不再认为它与立杆测影或“羲和生十日”有关，而是引《说文》“毕，田网也”，认为它既与田猎、渔猎用的网有关，也是象征毕宿与雨季的关系，所以人面鱼纹彩陶盆内的100格网纹就画成了写意性的图案（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70--71页，}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可见，是否严格、准确地对彩陶图案进行模画，是与研究者、绘画者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有关的。模画失真，必然对研究有所阻碍，而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倾向性认识，则容易导致对原图模画的失真。
关于人面鱼纹盆内的100格网纹，笔者认为其含义当与天文历法有关：100格之数表示河图数55、洛书数45之和，即河图洛书数理表达方式的一种（河图、洛书原本是对1―10十个数字的排列形式，源于古人对十月太阳历的崇拜，参见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宋人刘牧、朱熹所传河图洛书在新石器时代可能已经产生，也可能同时与天象有关，但“河图”、“洛书”在历史上有多种表现方式或可以存在各种图式，朱熹《易学启蒙》所载河洛未分未变图即是用100个圆点，排列成10×10的方阵表示。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是对100数或1―10十个自然数的规律性排列即是“河图”、“洛书”，其本质实即对1―10十个自然数、十月太阳历以及100数的崇拜，因刘牧、朱熹所传黑白点阵河图洛书图式更为正宗一些，古人在上面又附会出许多深奥、丰富的含义，所以成了河图洛书的正宗图式）。100格网纹四角上的四个三角形两两尖角顶对，实即互相垂直的两个阴阳交午图形（半坡鱼纹常见的图式）中间断开后置入了100格网纹所致；这种处理方式应该是表示河图、洛书源于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数，而太阳历与立杆测影有关，这些联系与原始人类颇为神秘、混沌的思维方式正是十分吻合。关于100格网纹含义的这种理解，还可以从人面鱼纹盆其他纹饰内涵表达得到佐证：陆思贤先生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半坡和姜寨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认为它们与表现月相有关（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21―125页；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68―70页）。钱志强先生在《半坡人面鱼纹新探》中认为人面鱼纹盆口沿露地线纹作对称连接则构成甲骨文、金文中的“甲”、“癸”二字，代表十干，同时口沿露地线纹的四方八位式分布也可能与表示四时八节有关。孙新周先生同意钱先生的认识并认为十干与十月太阳历有关（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20页），何新先生也认为十干当起源于十月太阳历（何新著《诸神的起源》223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笔者还认为，人面鱼纹盆口沿露地线纹中的四个“|”纹即表示四十数，四个“个”纹为十二数，既与四时八节十二月历法有关，其总数五十二则与月相周期密合，即一年为五十二个七日。总之，人面鱼纹盆的所有纹饰从天文历法角度可以得到完整而合理的释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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