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辛亥革命後仍留辮子 胡適：樣子真難看

  : 渤海早報

1912年3月5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發布通令【令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文】。通令要求國民『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有不遵者違法論』。『剪辮』遂成為『革命』和『向新』的標誌，成為一種時尚。然而在舉國上下大興『剪辮』之際，有學人卻反其道而行之，依然我行我素地留着一條長辮子。　
　　王國維成為這股『逆流』的最大代言人。王國維的生涯學問，大致可以辛亥革命為界，劃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在思想學術上是維新派，以新學(西學)為尚，嗜習哲學，專攻文學；後期則轉為文化政治上的遺老派，回歸古學(國學)，而以史學為志業。
　　王氏應聘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之後，依然保留着作為遺老標誌的小辮子。胡適晚年回憶王國維：『他人很醜，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據說王國維的夫人曾勸他：『都到這個時候了，還留着這東西做什麼？』王答：『正是到了這個時候了，我還剪它做什麼！』聯繫他自沉前的那番話語：『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不難看出他的辮子具有一種為故國『招魂』的意味。
　　辜鴻銘，這位『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被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老夫子，終身拖着一條辮子。他說：『如果把地球看成是一個頭，各個民族看做是頭髮，那麼中華民族就是那條標新立異的辮子。』辜鴻銘視辮如命且美其名曰『這是我的護照！』並標榜自己是『老大中華最後一個代表！』1917年，辜鴻銘在北大教授英國文學。上課第一天他拖着一條大辮子，用絲線繫上，戴着一頂紅帽緞子裡兒的平頂瓜皮帽，大搖大擺地走上了文學院的紅樓。進教室後，學生們見他腦後拖着一條長長的辮子，哄堂大笑。辜鴻銘不動聲色地走到講台上，向下面打量了一番，然後慢條斯理地說：『你們笑我，無非是因為我的辮子。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諸位腦袋裡面的辮子，就不是那麼好剪的啦。』一席話，讓所有人若有所思，從此以後，上課再也沒有人敢取笑他留辮子了。
　　孫德謙，江蘇蘇州人，精研經史，著名學人。孫德謙入民國後亦長期留辮不剪，二十年代任教上海政治大學時，腦後還拖着一條古色古香的辮子，令人頗發懷古的幽情，引得沒有他課程的低年級同學常來看寶似的一窩蜂追着欣賞。
　　從眾易，逆流難。王國維、辜鴻銘、孫德謙留辮子表面上看是一種可笑、古怪的行為方式，實際上這是一種人格上的特立獨行。辮子在這些學人的眼裡已成為一種符號，具有某種政治和文化的象徵意義，同時也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精神品格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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