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法國大革命』還是現實中國的一部分

  : 北京日報　

近來遇到的許多法國學者，都對法國150多年前出版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在當代中國如此『走紅』疑惑不解，大嘆不可思議。他們都說，這本書在法國早就被社會『冷卻』，現在只擺放在專家學者的案頭。對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中國受到如此熱捧甚至推崇，他們的驚訝、錯愕遠勝於驕傲。  
　　其實這並不奇怪。著名的法國大革命史專家傅勒在【思考法國大革命】（三聯書店，2005年版）中說，當一個歷史事件失去當下一切參照意義、不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後，『它也就從社會論戰領域轉移到學者討論的領域去了』。那麼反過來說，如果這個歷史事件仍有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它就註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學者的討論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於『社會論戰領域』，不能不成為社會關注的公共話題。
　　傅勒認為，至少直到20世紀40年代，即法國大革命160餘年後，法國仍然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公民必須挑選歷史，填寫出生年月，選擇舊制度或大革命。』二戰之後，法國大革命史才逐漸從法國政治中消失，因為『今天，無論右翼還是左派，雙方的說辭都為自由和平等彈冠相慶，而圍繞1789年價值展開的辯論不再包含真正政治利害關係，也不再包含強大的心理投資。』
　　有趣且有意義的是，『法國大革命』在法國已經成為『歷史』，但在中國卻未成為『歷史』，還是現實中國的一部分，甚至是現實中的一個熱點。各種派別、各種思想、各種觀點都急切地對這本書、對法國革命大發議論，有的贊成，有的反對，有的贊同這一部分反對那一部分，有的贊同那一部分反對這一部分。大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嗎？是輕率的改革引發了革命，還是改革的不徹底引發了革命？大革命後建立起來的是名副其實的新制度還是名新實舊的制度？……種種觀點，激烈交鋒。
　　若再細究，『托克維爾熱』並非自今日始。早在上世紀80年代，法國大革命及托克維爾就引起了中國理論界、思想界的強烈關注。從反思法國大革命，到將它與英國革命、美國革命詳作比較；從反思法國式啟蒙，到將它與蘇格蘭啟蒙詳作比較。從那時起，200多年前的法國大革命就一直是中國學術研究的一個『熱點』。背後的深層、真正的原因，並非中國人突然對法國史有深厚的學術興趣，大發『思法』之幽思，而是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對自己轉型道路選擇的思考，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在場性』。法國革命成為中國轉型路徑最重要的參照系，人們研究的是法國革命，而真正的目的、旨意其實是中國。在這個意義上，『法國革命』成為理解、反思中國百年歷史的一種『方法』。
　　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的名作【作為方法的中國】，就是將中國作為日本人更好觀照、研究、理解日本的一種『方法』。循此思路，近30年中國的『托克維爾熱』或『法國大革命熱』，或可稱之為『作為方法的法國』，即將法國作為中國人更好觀照、研究、理解中國的一種『方法』。這樣，『他者』的歷史成為『我們』的歷史，甚至成為我們現實的一部分。法國革命在法國已失去了『心理投資』的意義，在中國反而成為各方各派進行強大的『心理投資』的重頭戲，只因法國的轉型已經完成，而中國的轉型正在進行中。
　　200多年前使『舊制度』覆滅的法國革命之所以與當下中國形成強烈的『對話關係』，只因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轉型沒有完成。在這種語境下，關於歷史上革命、改革的爭論成為關於社會轉型的方法和路徑的爭論，其實質是一場關切中國未來道路選擇的爭論。
　　恕我套用傅勒的一句話：它的公民仍然必須挑選歷史，填寫出生年月，選擇回到舊制度、繼續改革或大革命。這種爭論，必然會從學者討論領域而轉移到社會論戰領域，成為社會熱切關注的公共話題。圍繞法國革命史展開的辯論不能不包含強大的『心理投資』。在歷史的『強大心理投資』背後，其實是『社會現實心理』的真實反映，值得重視。（中國社會科學院近現代史所研究員 雷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