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茶经》记载，曾有这样一个关于茶的故事：
千年前，有两位煎茶高手对决，成为中唐时期重要的茶事件。
这两位高手就是常伯熊和陆羽，而裁判员是御史大夫李季卿。他在江南宣扬政令时来到临淮县，当地人说常伯熊善茶，李季卿就立刻把他请来。这常伯熊，身穿黄衫，头戴纱帽，手持茶器，口通茶名，熟练流畅且动作优美。区分指点，令左右刮目。等到了江南，又有人向李季卿推荐陆羽。陆羽来的时候只穿着“野服”，随身带着茶具，操作程序和常伯熊的差不多，但是不优美不精致。李季卿有点瞧不起他，喝完茶就让手下取了三十文钱赏陆羽。这让陆羽痛感羞辱，回家写了《毁茶论》。
事后，世人评价认为陆羽的茶是道，其境界远远高于常伯熊。而常伯熊也知自身不足，所以将陆羽的茶道广润色之，大力宣传，最终使得饮茶成为唐朝盛风。所以，我们认为他是陆羽的“铁杆粉丝”。可千年之后，我却惊讶地发现，如今中国茶走得却是常伯熊之路，而非陆羽之道。
说这话，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这几年目睹茶界之怪象而生发的感慨。比如，为何我们不叫“茶道”，而叫“茶艺”？为何我们喜欢称“茶艺表演”，而表演者均为年轻貌美之女子？为何我们在茶艺表演时，要玩那么多的花型手势，让人诧异这是手部舞蹈还是泡茶技法？大家对茶艺追求的似乎不是茶好不好喝，而是节目好不好看。所以，表演时，有时跳舞，有时吹笛，有时焚香，有时插花，千奇百怪。泡茶技法的展示，成为了文化创意，功利性和娱乐性到处显现。
这是茶之幸，还是不幸呢？
曾有日本学者在其名著《茶事遍路》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很让人深省。“与其说茶道在中国绝迹，不如说是未留下形式。茶道是将所谓的“日常茶饭”中的“茶”非日常化，通过在现实中建立虚构的操作过程，重新思考人生。这在中国虽然是一种潜伏之流，却并未像在日本那样成为一种形式而传承下来。”
看到这段话，我想起日本的茶道文化，日本茶道沿袭家族文化，严格遵循祖训，以茶道为生，在全世界传播和讲习日本茶道。喝茶就是要将身体放空，喝下这杯茶，身体就放空了。所以，空是一个主要的核心内涵。所以，我们看日本茶道更多的感受不是“美”，而是“静”，是恪守仪轨的庄严感。没有多余的语言，花哨的动作，漂亮的华服，只有程式和礼仪，静静伺茶，慢慢品茶。当你看到茶者面对一碗茶汤，如此庄重和安宁，内心也不由得对其有了崇敬感。于是，茶之道就产生了，形成了一种类似参加宗教仪式的神圣感。为了这种“静”和“空”，那些茶室内的摆设都以简约为主，茶者可以是老者，也可以是男性，重要的不是人是否美艳，而是茶人的敬茶心。这不是娱乐性，而是精神追求。所以，在日本人们对于茶道师是非常尊敬的。
日本茶者说，茶文化起源于中国，但是茶道却诞生于日本。我想，这是该让我们反思的话。中国茶是复杂的，中国茶文化是博大的，但是中国茶艺却像一出谐剧。日本茶道讲究的是“空”，“空”是佛家禅宗思想。中国茶文化总说自己是儒释道三家并存，但是在表演时我们却违背了这些东西。我们追求的是“有”，在一出茶艺表演中想要展现的东西很多，比如女子是否漂亮，器物是否名贵，姿态是否优美，却忽略了茶是否好喝的本真。但凡有表演，一律是选择年轻貌美女子上场，极少年长女性表演，这是一个年轻女性竞技的地方。这不就是那一副华丽的臭皮囊吗？佛家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我们所展示的却恰是那色的外在。所以，在观摩中国茶艺时，我总是无法产生出崇敬感，大多时候我是在看演出。
我很难理解，为何中国茶艺要讲究创意和设计，如果是作为“茶礼”，那要做的应该是“恢复旧制并传承”。如果是作为“茶德”，那更要讲究的是茶中之哲学。一旦进入剧情设计，空间设计，创意呈现，我想这就不是哲学和宗教范畴，而是舞台表演了。中国茶艺犹如大观园，百花齐放，花枝招展，让人咂舌。而里日本茶道350年传承，沿袭不变，难道他们的每一代继承者都没想过要创意变革吗？为什么他们不创意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眼里的茶，是道，是哲学，是宗教，是敬仰，是敬畏，是陆羽的道，不是常伯熊的表演。
茶之美应重道轻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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