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新科：古文運動奠定【史記】的文學經典地位
唐代古文運動高舉學習先秦兩漢散文的大旗，這對【史記】文學經典地位的確立起了積極作用
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史學著作，卻跨入文學的門檻，成為文學經典，進入中國文學史，這與其本身的文學因子直接相關，如金聖歎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指出，【史記】的特點是『以文運事』，即在歷史真實的前提下施展文學才華。但【史記】能成為文學經典，還在於不同時代、不同讀者以不同形式進行的經典建構，這個過程包括文化制度的變化、文學思潮的發展、評論家的闡釋、文選家的認可、文學家的接受等。唐代是建構【史記】文學經典地位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雖在【史記】文學闡釋評論方面沒有後代那麼豐富，但以韓愈、柳宗元為領袖的古文運動對【史記】文學成就的推崇與接受、學習，是唐代【史記】文學經典建構的重要基石。
【史記】是古文家『文以載道』思想的重要來源
古文家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將【史記】建構為文學經典。首先，他們重視【史記】深刻的思想內涵。根本而言，古文運動由中唐時期儒學復興和政治革新所觸發，從而帶動文體改革，其核心思想是『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發揮文學的社會服務功能。社會政治改革的宗旨和『挽狂瀾於既倒』的社會責任感，促使古文家越過六朝華麗駢文，把眼光投向先秦兩漢散文。先秦兩漢散文古樸深邃，內涵豐富，針對現實問題提出思想主張，無論政論文還是史傳文都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古文運動把先秦兩漢散文作為典範，【史記】自然是學習的榜樣之一。正如元代劉塤【隱居通議】所說，韓愈『嘗自泄其機矣，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所謂兩漢，非班、馬耶？』【史記】體大思精，『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顯示出獨特的思想價值，也顯示了司馬遷在大一統時代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因此，【史記】成為古文家『文以載道』思想的重要來源。
其次，古文家高度認可【史記】的文學風格、文學價值。韓愈、柳宗元把司馬遷作為漢代古文大家而納入文學的領域。韓愈在【答劉正夫書】中說：『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為最。』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也說：『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而已。』白居易【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說：『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劉熙載【藝概】說：『昌黎謂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觀此評，非獨可知柳州，並可知昌黎所得於子長處。』『太史公文，韓得其雄。』可見，韓愈文章的雄健風格來自【史記】。柳宗元以『峻潔』稱讚【史記】的總體風貌，在【報袁君陳秀才書】中說『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在【與楊京兆憑書】中說『峻如馬遷』。清蔡世遠所編【古文雅正】卷九說柳宗元『文筆酷似子長』，可見柳宗元對【史記】文風的認可與學習。古文運動的另一重要人物李翱在【答朱載言書】中云：『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古文家對【史記】的推崇與學習也使他們自己的文學地位得以提升，如對韓愈、柳宗元的墓志銘，章學誠【文史通義】言道：『六朝駢麗，為人志銘，鋪排郡望，藻飾官階，殆於以人為賦，更無質實之意。是以韓柳諸公，力追【史】【漢】敘事，開闢蓁蕪。其事本為變古，而光昌博大，轉為後世宗師。』古文家對【史記】敘事的認可與學習，說明【史記】在文學上的地位已樹立起來。
再次，古文家對司馬遷『發憤著書』的理論與實踐有所繼承與發展。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這是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強大動力，實質上闡明了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生活的關係，以及個人的身世遭遇對文學創作的巨大影響。古文家對此理論有新的發展，如權德輿在【梓州刺史權公文集序】中明確提出文章『舒憤懣』的主張。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一文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在【荊潭唱和詩序】中進一步說：『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其『不平則鳴』理論是司馬遷『發憤著書』理論在唐代的進一步發展。從實踐上看，柳宗元的發憤創作最有代表性，他在『驚風』、『密雨』的政治環境中表現出文人大無畏精神，不幸的政治遭遇卻成就了他在文學上的輝煌成就，正如韓愈【柳子厚墓志銘】所說：『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可見司馬遷『發憤著書』理論及在逆境中立言的精神，為古文家樹立了典範。
古文家敘事、記人等手法受【史記】影響
古文運動不只在理論上認可【史記】的文學價值，更重要的是，韓愈、柳宗元等人在文學實踐上學習【史記】，從人物傳記的類型到文章的章法結構，從創作風格到語言的運用，都有【史記】的影子。韓愈在【進學解】中說自己作文時，『上規姚姒，渾渾無涯；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宋代李塗【文章精義】說：『退之【圬者王承福傳】，敘事議論相間，頗有太史公【伯夷傳】之風。』宋代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卷一云：『退之【獲麟解】……句法蓋祖【史記·老子傳】』。元代劉塤【隱居通議】卷十八說：『韓文世謂其本於經，或謂出於孟子。然其碑銘，妙處實本太史公也。』元代程端禮【昌黎文式】卷二云：『【送幽州李端公序】，……此篇似【史記】文。』明代胡應鱗【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三云：『【毛穎傳】是繼太史。』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評【張中丞傳後敘】云：『通篇句、字、氣，皆太史公髓。』這些評論足以說明韓愈從【史記】中汲取力量。柳宗元的散文以峻潔著稱，他在【答韋中立書】中說：『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所謂『潔』，不僅指文字的簡潔，更重要的是指剪裁精審且能把筆墨用到要害處。清代方苞【方望溪先生集】文集卷二指出這一點：『柳子厚稱【太史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為最潔耳。』柳宗元的敘事文章不僅深得【史記】蕩漾疏散吞吐之妙，而且在取材上和司馬遷一樣有愛奇傾向。如【童區寄傳】的區寄年僅11歲，卻能機智勇敢地殺掉掠賣自己的兩個豪賊。清孫琮【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評之曰：『事奇、人奇、文奇。敘來簡老明快，在柳州集中，又是一種筆墨。即語史法，得龍門之神。』柳宗元往往借傳記發表議論，如【種樹郭橐駝傳】，傳記是次，議論為主，可見受到【史記·伯夷列傳】等作品的影響。柳宗元其他人物傳記如【段太尉逸事狀】等也頗有【史記】神韻。他筆下的山水遊記雖無奇事、奇人，但頗有奇氣，也可說是『得龍門之神』。總體來看，韓愈、柳宗元的傳記散文大量選擇下層人物，且富於強烈的批判精神，充滿濃厚的感情色彩，這些特點都體現出【史記】的影響。
【史記】文學經典地位的建構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唐代古文運動高舉學習先秦兩漢散文的大旗，這對【史記】文學經典的確立起了積極作用。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中指出『司馬遷是被後來的古文家所認為宗師的。其中幾乎有着「文統」的意味』，此論頗為中的。可以說，古文運動確立了司馬遷古文宗師的地位。
（本文系2013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史記】文學經典的建構過程及其意義』（13BZW04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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