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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中談到鴉片戰爭前，清朝天朝體制極重華夷之防，外國人在華有諸多限制，而其中『頂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中文』。傳教士馬禮遜的中文教師，每次出門授課，都帶毒藥，萬一查出，準備自盡——『對外漢語』這個職業在當時是需要冒生命危險的。 這一禁令以現代目光看，的確十分費解，與西方的那種傳教士文化似乎背道而馳——不僅不去傳播自己的觀念、文化、語言，弄個孔子學院來增強『軟實力』，相反對別人來學習還如此提防；然而按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邏輯看，此事不僅不奇怪，且自然之極。中國自古極重視典籍，異於他國，修史、教育、書籍出版等長期以來都是政府竭力試圖壟斷的國家產業，賜書往往也是深有寓意的政治舉動。 西漢元帝時，東平思王劉宇上疏求諸子之書及【史記】，大將軍王鳳反對，理由是『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意，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1]東平王此前『通姦犯法』，因近親而被皇帝赦免，但要幾本書皇帝卻堅決不給。王鳳此處的觀點已道出了這種家長式的基本擔憂：一是擔心你學壞，二是擔心你知道太多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的秘密，學到顛覆和對抗中央權力的技能。 對近支諸侯尚且如此，夷狄外臣自不必說。唐開元年間，吐蕃以金城公主名義求【毛詩】、【禮記】、【左傳】、【文選】，此事現在被作為漢藏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筆，當時卻引發激烈辯論。於休烈堅決反對，認為此舉有弊無害，公主應當入鄉隨俗，求得漢文典籍，使吐蕃知道大量行軍權謀之道，後患無窮，尤其春秋左傳，他認為萬萬給不得[2]；裴光庭則贊成給，批評於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3]，最終裴的意見被採納。裴光庭的觀點與更早時南齊人王融相似，當北使求書時，他獨持異議，主張賜書，理由是這可以使『漢家儀軌』重現於淪陷區，教化胡虜，其效勝於十萬之師[4]。這兩種觀點看似相反，但其實包含相同的立論點，那就是深信書籍具有無窮的潛在力量。 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於休烈的上述觀點其實更具有代表性，中國文化不僅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向外謀求文化霸權態度消極，而且主流觀點向來認為有許多典籍應當秘藏起來，仿佛一旦流播於外，就會被人用來對付自己——當然，這與知識產權無關，而關乎政治權力。 在朝貢體系中，中國朝廷對各國賜書的態度就顯出親疏之分。唐太宗時，【晉書】新修成，只給太子和新羅，這個行動已經表明當時唐與新羅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5]。因為兩晉亂世，權謀機變之事甚多，通常是不欲為外人知的，而當時朝鮮已經有前四史流傳。1055年，西夏帝遣使向宋購買史傳和佛經，宋『以史有東晉、元魏間事，不可示夷狄，只與佛書』[6]，因為佛書通常認為不含有權術。吳天墀【西夏史稿】統計北宋時西夏向宋求經一共六次，其中1030年、1034年均求佛經藏，特賜之；1062年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宋仁宗下詔賜九經，但不給【唐史】；1063年宋英宗應夏使之請，以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之。宋廷在佛經和九經方面比較大方，但對史書顯然管制最嚴。北宋神宗元豐元年（1066年）禁榷場販賣除九經疏之外的書與北客[7]，1202年，南宋以商賈販賣史籍入金境為由，禁止私史，可見史書流入鄰國是朝廷嚴重關切之事。 朝鮮雖受中國文化影響至深，但仍是『外夷』，尤其當宋遼對峙時高麗屈服於遼，宋廷對高麗的提防也就更重了，對其信任度便不如唐對朝鮮。如989年宋賜高麗【大藏經】，不久又贈九經[8]，遼亦三次贈高麗【大藏經】，但雙方卻都不願賜史書與高麗。宋遼既為敵國，宋廷當時對書籍外流極為警惕，不復再有唐朝對新羅、吐蕃時那樣的自信。1055年歐陽修上【論雕印文字札子】，認為市面上相關文章論述『北虜事宜甚多』，『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要求進行出版審查、禁毀相關版本、止絕書鋪。蘇軾曾多次上疏論述高麗在中國購書的危害，『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為害至大』[9]。當時許多宋人甚至懷疑高麗入朝是由遼朝指示的，其目的是竊取宋朝的書籍地圖[10]。出使遼朝的宋使蘇轍發現『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販入虜中，其利十倍』[11]，之所以有十倍利潤，乃因當時嚴禁之下走私風險很高，利潤之高正可見禁令之嚴。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遼朝也同樣禁止書籍流入宋境：『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五） 這一觀念到明清時也並無改變，只不過當時中國已歸統一，朝鮮作為最近的藩屬不再被那麼提防。事實上，朝鮮、琉球是明清時期其使者可以在京城任意逗留、搜購書籍的唯一兩個藩國，這都是考慮到這兩地和中國在文化及政治上關係最緊密。但即便如此，嘉靖年間禮部主客郎中孫有仁發現朝鮮使臣購得【大明一統志】等，認為外國人不能購買這類書籍，『因閉館門，俾本國人一切不得出入，遂成故事』（朝鮮【稗官雜記】）。曾有人指出，『實際上，明清王朝對於向朝鮮輸出書籍——學術文化的載體——始終持消極態度，不僅用搜查燕行使團行李的方法防止夾帶出境，甚至還以違禁攜帶圖書為名向朝鮮國王課以罰款。』[12] 如果說對九經、佛經、甚至偶爾史書還有寬貸，那麼對有一類特殊的圖書則從不例外地嚴厲予以禁止——那就是輿圖志書。孫中山曾向其英國老師康德黎抱怨：『在滿洲人統治下，任何七品以下的官吏都不允許閱讀中國地圖。』[13]清代的輿圖志書確實『多藏於內府，疆臣不易得見』[14]，例如【乾隆內府輿圖】修成後一直藏於內府，被視為是『枕中鴻秘』、『外間流布絕少』[15]，但這卻不像孫中山所暗示的那樣是滿清統治的結果，事實上中國歷代向來如此。因為『入輿圖』向來與『宣一統』相聯繫，獻出地圖實有稱臣納貢的極深政治含義，明太祖時便規定：凡對朝廷俯首稱臣的藩國、西方使臣和商人，必須進貢該國該國地圖，以使『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以示歸順大明王朝。輿圖不僅是帝國的統治權力的象徵，也包含了太多信息，使人可以了解當地山川形便。 不如這麼說：在現代之前，中國傳統上一直是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來理解地圖的重要性的。唐代規定全國各州、府每三年（後一度改為五年）一造圖經，送尚書省兵部職方；元代地圖志同樣掌於兵部[16]，這表明人們實際上是將地圖視為一種軍事機密。這也就解釋了北宋時張方平、沈括等人對高麗使者設法獲得宋境地圖的高度警惕心理，【夢溪筆談】記載，『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結果被當時揚州太守設法『聚其圖盡焚之』，耐人尋味的是，書中將這一條記在卷十三『權智』之下。當時高麗使者的舉動大概並非出於軍事目的，因為高麗與宋並不接壤，但宋人大概擔心遼人獲得地圖後用於入侵宋境。然而反過來，按【梁溪漫志】記載，宋使盧多遜在宋初出使高麗，也帶回了高麗各州的地圖。 這種觀念影響十分深遠。越南亦有編制輿圖呈送中央的傳統[17]，而晚清時杜文秀建立的大理國，雖允許英國探險隊於1868年入境，但『客人們無法獲得一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騰越州志】，因為這是被視為機密性質的』[18]。這方面尤為嚴厲的是德川時代的日本。據【得泰船筆語】記載，清朝中期漂流到日本的中國船員並不介意日本人借閱中國曆書、探問中國的知識和政治，但當中國船員打聽日本情況時，日方卻相當警惕，尤其是借閱日本地圖，被日本人以『是吾邦大禁，不許外人看』斷然拒絕。1823年起在日本居住五年的德國博物學家Philipp Franzvon Siebold只因私下通過交換從天文學家高橋景保處獲得了日本內地、蝦夷、庫頁島等處地圖，他出於對探險家間宮林藏的敬意，匿名托高橋送了一份禮物及讚揚信給間宮。結果間宮卻認為此事關係重大，遂向官府告密，事發後von Siebold本人被拘押後驅逐出境，高橋景保本人死於獄中，其子也被流放[19]。 確實，歐洲近代早期的沿海城市也有保守自己探險獲得的地理知識的時期，但那更多的是出於商業競爭或經濟利益的考慮，而東亞傳統上則是全然是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出發，認為國內的相關地理知識是不可泄漏的國家機密。因而當1880年代傳教士引入地圖冊時，許多中國學生感到非常新鮮[20]，這不僅是由於這種呈現方式在傳統中國教科書中較受忽視，也是因為以往高精度的地圖通常是秘藏在官府內的。傳統上中國歷代繪製的地圖也不是給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用的，而更多是出於政治一統和軍事規劃的需要。此種觀念也不難理解，直到不久前的冷戰時代，許多人還對美國在這方面的信息公開感到震驚：『美國的敏感軍事設施的位置可從街角的加油站所提供的詳細地圖上查到，甚至是免費獲得。』[21]而在蘇聯，它們即便出現在地圖上，也絕對會秘藏起來。 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22]這一心態的最初根源，是國家的建立者必須集武士和巫師於一身，周文王建靈台，就獲得了與商王平等的通天權利及其合法性。在中國泛政治化的思想中，與知識相關的史、書，其本身就是政治權力的來源之一，因此，不論是外姓藩王還是『外夷』，為防止他們挑戰中央的政治權威，朝廷通常都傾向於在書籍流通上實行管制，尤其是天文學、史書、輿圖這幾類書。陳學霖曾感慨：『自宋代以下，執政者輒以國防機密，或以政治安危為由，干預侵犯作者的權利，動以刑法處置民事，正是王權膨脹之結果……此一趨勢，就是從宋代開始。何以一崇儒厚道，以文德治國為典範的王朝，在這方面實質上是背道而馳，史家宜發深思。』宋朝之嚴禁，很大程度上與宋遼互為敵國有關，但顯然地，這一思想的根源卻遠在宋代之前。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防禦性心態的邏輯確實也順理成章——總之是不欲外人窺見虛實。元順帝后至元三年（1337）朝廷曾有詔令：『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這固然是為了不使民族同化，但恐怕也有不讓漢人窺見政治核心的原因在內。至於後世不讓黃毛碧眼的鬼佬們買中文書、學漢語，當然也很正常：等他們看懂了方塊字，把中國弄明白了，那豈非後患無窮？——明末龍華民作為中國傳教會道長還真的曾致函耶穌會會長：『中國文字若經吾輩熟悉，可作網羅華人之網也。』——那是『師中華長技以制中華』啊！魏源那個著名的反命題大概也正是基於這一邏輯。 （維舟，77年生，畢業於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自由學者）
注釋： [1]見【漢書·東平思王宇傳】
[2]【舊唐書】卷一九六【吐蕃傳】。於休烈疏云：『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典有恆制，不可以假人。……臣聞吐蕃之性，慓悍果決，敏情持銳，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必能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興廢之兵；深於【傳】，則知用師多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制。何異藉寇兵而資盜糧也！……若陛下慮失蕃情，以備國信，必不得已，請去【春秋】。……若與此書，國之患也。』
[3]參【資治通鑑】卷二一三開元十九年條
[4]【南齊書】卷四七王融傳：『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贐，況復願同文軌？…………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眾，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
[5]事見【舊唐書】卷一九九【東夷列傳】。又參見於賡哲【隋、唐兩代伐高句麗比較研究】，載王小甫主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8月版
[6]【西夏紀】卷十二至和二年二月紀事。
[7]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八九
[8]陳尚勝【中韓交流三千年】，中華書局1997年12月版。此書中將九經誤釋為【易】、【書】、【詩】、【左傳】、【禮記】、【儀禮】、【周禮】、【論語】、【孟子】。按『九經』是三禮、三傳、【詩】、【書】、【易】。
[9]【高麗買書利害札子三首】，見【蘇軾文集】卷六十三奏議
[10]【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三五：『至元豐末十六七年間……[高麗]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為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強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為深憂。』
[11]蘇轍【欒城集】卷四二【北使還論北邊事札子五道】
[12]夫馬進【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p.340譯者跋
[13]【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p.190
[14]【法國漢學十二：邊臣與疆吏】p.114
[15]李兆洛【皇朝一統輿地全圖例言】，轉引自【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p.36
[16]劉迎勝【海路與陸路：中古時代東西交流研究】p.384
[17]陳重金【越南通史】p.177：『自古以來，南國尚未有地圖，聖宗便命各道官員踏勘管內山川險易，並古今事跡，畫圖詳註，然後呈送戶部，作我地輿圖。』
[18]田汝康【杜文秀使英問題辯誤】，載氏著【中國帆船貿易和對外關係史論集】p.178-179
[19]這一事件史稱『西博爾德事件』，參見間宮林藏【東韃紀行】中譯本序言，及杉本勛【日本科學史】p.284-285
[20]【建造常識：教科書與近代中國文化轉型】p.23
[21]【長和平：冷戰史考察】p.263
[22]【道德經】第36章；何謂國之利器，各說不一，莊子以為『彼聖人者國之利器』，而韓非子以為賞罰為邦之利器。
作者：維舟 來源：凱迪社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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