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解三綱，皇帝無條件接受君臣監督
宋儒解三綱，皇帝無條件接受君臣監督
英國普通法體系中有一條所謂『君主不容有錯』的原則，涵義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惡』差不多。邏輯上的道理是這樣的：君主不容有錯，即不負行政責任；只作爲尊貴之國家象徵，不過問實際行政；行政權委託給內閣，發生差錯也由內閣負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一百年來，一直都有人聲稱，儒家那一套是鼓吹、維護『封建專制』的統治術。直到今天，持這種看法的人仍所在多有。平心而論，儒家經典中的一些提法，猛一看，也確實讓人感覺是在宣揚君權專制。不過我想說，這種感覺多半是因爲對儒學原典的誤解所致，比如『君君臣臣』之說，原意是強調君臣各有義務，各守本分，但今天無數人硬是認爲，這句話是說臣對君的絕對服從。
還有一些儒家原典上的話，可能本意的確有點維護君權之義。但是，如果我們看看宋人對這部分儒典的闡釋，便會感受到一種邏輯逆轉的趣味：這些貌似宣揚君主專制的話，經宋人一解釋，原來卻具有反對皇權專制的深意。 『三綱』說與反專制
最受人詬病的儒家話語大概要算『三綱』說：『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我看袁偉時老先生每次駁儒家政治學說，必將『三綱』拎出來批一番。從字面來看，所謂『君爲臣綱』，似乎確實是在強調君對臣的絕對權威、臣對君的絕對服從。有什麼可辯護的？——還是可以一辯。
『三綱』之說最早見於漢朝儒生整理的經書【白虎通】。今天許多人都相信，漢代的儒學經書實際上已經竄入不少法家、陰陽家之流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感染上皇權專制主義的成分。余英時先生便認爲，『現代人攻擊儒家，尤其集矢於「三綱」說。但事實上，「三綱」說也是法家的東西。韓非【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儒家「三綱」之說淵源在此。』不過我不打算將責任完全推給法家，因爲自漢之後，『三綱』之說確實成爲儒家學說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那麼宋朝儒家是如何理解『三綱』說的呢？讓我先引用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的一段話來說明：『即三綱而言之，君爲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爲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爲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爲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爲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爲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
——顯然，在真德秀的理解中，所謂『君爲臣綱』，並不是說君對臣具有絕對的權威，而是說君主應以身作則，自覺充當眾臣之表率。君正，臣才能正。這裡的『綱』，並非指『權威』，而是指『模範』：君有責任成爲臣之模範。你看，經真德秀這麼一闡釋，『君爲臣綱』哪有半點爲絕對皇權張目的含義？ 事實上，如果我們去檢索文獻，就會發現，歷代士大夫向皇帝引述『君爲臣綱』時，都不是爲了論證『臣必須無條件服從君』，通常都是意在『格君心之非』，強調君主正人先正己的責任，甚至是以譴責的語氣批評君主『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南宋淳熙七年，朱熹在給孝宗皇帝的上書中便說：『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系而立。』朱熹所說的『紀綱』，當指『三綱六紀』。眾所周知，朱熹是堅持『三綱』說的死硬分子，但這半點都不影響他一貫抗議皇帝專權的立場。
蘇軾對『作威』『作福』的重新解釋
另一部儒家原典【尚書·洪範】中有一句『惟闢作福，惟闢作威』，也深受詬病。人們一般將其理解爲『只有君王才能獨攬威權、擅行賞罰』。聽起來，此說維護君權專制的意味是非常濃郁的。
【尚書】原文已在秦火中佚失，傳世的今文【尚書】、古文【尚書】均爲漢儒整理，人們相信其中許多篇目乃是漢代人之偽作。不過，【尚書】一直被漢後儒家奉爲經典，不管『惟闢作福，惟闢作威』之說是不是漢人偽造，它都已經成爲儒家義理了。關鍵是，後世的儒家如何理解、闡釋它的涵義。
宋代已有士大夫對『惟闢作福，惟闢作威』之說提出質疑，如南宋儒家李衡在【樂庵語錄】上說：『惟闢作威，固是如此，紂之作威殺戮，豈不是作威？乃以此得罪天下，後世惟有徳然後可以作威，故曰徳威惟畏。』不過李衡的觀點談不上新鮮，大致不脫『仁政』的思路。
令我忍不住擊節叫好的是蘇軾的解釋：『「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舍己而從眾，眾之所是，我則與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蘇軾的意思是說，『惟闢作福，惟闢作威』確實是爲君之道，而君主要做到『惟闢作福，惟闢作威』，則應當舍己從眾，不持己見，讓自己成爲『天下公議』的代表，公議所贊成者，君主遵從之；公議所反對者，君主放棄之。這樣，君主的權威就不會被一二權臣所侵奪。
如果說『惟闢作福，惟闢作威』的原意確實有鼓吹君權專制之嫌，但讓蘇大學士這麼一闡釋，立即就『化腐朽爲神奇』，獲得了全新的涵義，不但毫無專制的意思，而且透出幾分『民主』的味道來。
宋人建立的政體當然不是民主政體，不過崇尚公議、反對皇帝專斷，則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識，朱熹就曾告誡皇帝：『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因此，當宋寧宗稍露出一點專制的苗頭時，朱熹馬上便毫不客氣地向寧宗提出抗議：『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台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在朱熹看來，政事若任由皇帝專斷，即使皇帝天縱英明，決斷無皆合事理，也不是『爲治之體』。
如此說來，蘇軾從『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推導出『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也非個人的標新立異，而是當時士大夫共識的反映。 司馬光：君主無爲，大臣掌權擔責
還有一句聽起來無疑是爲絕對皇權張目的儒家立論，來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意思是說，皇上您永遠正確，錯的都是臣下。余英時先生認爲，這是漢代『儒學法家化的一個顯型』，【韓非子】中有『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之語，便是董仲舒『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的思想之來源。
我們不必否認漢代復興的儒家受到法家專制主義的感染，至少董仲舒本人是『君尊臣卑』理論的積極吹鼓手。不過，從『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不是就必定推導出絕對皇權？也未必。
英國普通法體系中有一條所謂『君主不容有錯（The king can do no wrong）』的原則，涵義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惡』差不多。恰恰是這一原則，構成了英國虛君立憲框架下責任內閣制的法理基礎，邏輯上的道理是這樣的：君主不容有錯，即不負行政責任；如何不負行政責任？君主只作爲尊貴之國家象徵，不過問實際行政；行政權委託給內閣，發生差錯也由內閣負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現在的問題是，這裡面的道理，宋代中國的儒家是不是也弄明白了？恰好北宋大學者司馬光寫過一篇【功名論】，開篇第一句話就說：『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意思與『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相近。司馬光這麼說，是要拍皇帝的馬屁嗎？不是。司馬光在文章中接著寫道：既然所有的功名都歸於君主，那麼，君主就應該給予執政大臣充分的信任，讓他們掌執政之權，『人主端拱無爲』即可，自可『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都是這麼治理天下的。
——原來司馬光的用意，是希望君主象徵化，無爲而治；具體治理國家的權力，交給大臣。反正人臣的功名，最終都將歸於君主，君主又何必親自操勞呢？不能不承認，司馬光的推論，在邏輯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司馬光是從『功名』（『善皆歸於君』）的角度推導出君主應當『端拱無爲』的。另有一些宋代士大夫則從『責任』（『惡皆歸於臣』）的角度，同樣推論出君主不應該親裁政務。宋神宗時，由於『內外事多陛下親批』，皇帝出現專權的傾向，大臣富弼便勸誡宋神宗：陛下親批政事，『雖事事皆是，亦非爲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爲什麼富弼反對皇帝親批政務？因爲君主是難以承擔行政責任的——總不能經常更換皇帝吧，倘若出錯，『咎將誰執』？因此，皇帝還是『垂拱無爲』的好。
我們再將朱熹的見解補充進來，從『君不名惡』推出『虛君制』的邏輯鏈就更加完整了。朱熹是這麼說的：『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在朱熹看來，人主不負責任，所以每一道以皇帝名義發出的命令，都必須由執政大臣合議、經給事中與中書舍人審核通過，才可以發布於王庭。這樣，即使事後發現該命令有錯，也可以由執政大臣負其責。
在我看來，這一宋人心儀的政體，雖然稱不上『虛君立憲』，但已庶幾接近『責任內閣制』了。而它的法理基礎，居然就是看似鼓吹絕對皇權的『君不名惡，臣不名善』理論。
『君爲臣綱』『惟闢作福，惟闢作威』『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儒學原典上三個比較礙眼的論點，確實給人一種鼓吹皇權專制的觀感。但經宋人一解釋，其專制的意味立即得到逆轉，變成了強調君主責任、限制君主專權的意思。而且，整個推論的過程，完全合乎邏輯律，而不是信口開河、語不驚人誓不休——這便是宋人闡釋儒家政治學的智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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