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邪貴乎早逐』是吳又可在【瘟疫論】中提到的。這一思想被後世醫家推為【溫疫論】全書的主線,筆者茲就這一觀點談談個人的認識。
【『早』為防患於未然】
逐邪貴早,其實是自【內經】以來中醫臨床一直提倡的。吳又可倡『早逐邪氣』,其中有『先安未受邪之地』的預防思想。葉桂也曾在治療溫病時,以滋腎養陰為先,提出『先安未受邪之地』。亦即徐大春謂:『橫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則所以守我之岩疆也。』(【用藥如用兵】)
後來醫家推而廣之,將『安』的含義擴大到先行瀉法,如衛表證在銀翹散中加入芩、連、石膏,以防邪熱從衛表入肺氣等。但實際上,這種做法的始作俑者應推吳又可。
他認為:『大凡客邪,貴乎早逐,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致危殆,投劑不致掣肘,癒合亦易平復,欲為萬全之策者,不過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為要耳。』顯然,他的『早逐』和仲景【傷寒論】『急下存陰』思想一脈相承,包含了『先安未受邪之地』,卻邪去實,未實先瀉的思想。
即驅除溫邪,應早於氣血津液嚴重耗傷,肌肉消耗,正氣虛損之時;反之一旦錯過時機,以溫邪殺人之速,正氣必然很快被耗傷,當客邪與虛弱的素體結合,即所謂『主客交渾』,則疾為痼疾,縱使有方可循,也不那麼好治了。
可見,早字實含預防,顧護正氣,防患於未然的思想。
【『逐』在宣通開泄、因機而治】
宣通導引,給邪出路
吳又可逐邪,強調『疫邪首尾以通行為治』,認為『諸竅乃人身之戶牖也,邪自竅而入,未有不由竅而出,……汗吐下三法,總是導引邪從門戶而出,可為治之大綱。』不過具體治法上,雖三法都為宣通導引,唯下法使用較多,吐法次之,汗法最為少用。
邪初在膜原,吳又可用達原飲疏利達邪,俟其內潰,而致邪從汗解。邪初離膜原而見黃苔,急用達原飲加大黃方,既疏利又通下逐邪。邪在膜原浮越三陽而見內結,則以三消飲,既消外經之邪,又消內結之邪,還續消不內外並表里之邪。若邪入里,則積極主張用攻下之承氣卻邪。
伏其所主,先其所因
首先,吳氏反對一見發熱,就概用寒涼的做法。他強調雖然溫疫一病,臨床上幾乎自始至終伴有熱象,卻不可概投寒涼。並解釋為,發熱是因邪而起,邪之與熱,二者形影相隨,邪去則熱退;不逐邪而獨清熱,必無功而返。
為此他特設【妄投寒涼藥論】篇,以黃連、大黃為例,指出黃連苦而性滯,寒而氣燥,守而不走;大黃苦而性通,寒而氣潤,走而不守。二者有一燥一潤一寒一通之別,故溫病臨床上同為苦寒,大黃比黃連適用,說明了不可妄用苦寒之理。換句話說,用藥當對證,就溫病而言以逐邪為用。
當然,後世醫家也認識到,吳又可對黃連、大黃的評價有點偏激。但也不可否認,他所闡發的邪與熱的辨證關係為現代醫理所證實;而苦寒藥之所以能夠在溫病臨床上發揮作用,也是由於它能有效殺死致病微生物的緣故。
然吳氏逐邪最為獨到之處,還是他善用下法,並提出了逐邪『勿拘結糞』的驚世之言。吳又可正確認識到邪熱與燥結的辨證關係,指出津枯血燥的老年人病後氣血未復,每生結糞而人無所苦,『燥結不致損人,邪毒之為殞命』,『要知因邪熱致燥結,非燥結致邪熱也……邪為本,熱為標,結糞又其標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結糞也。』
因此,他在【溫疫論】中選用的45個方劑,有14個方劑里有逐下卻瘀的大黃,占全部方劑的近三分之一,並指出,『承氣本為逐邪而設,非專為結糞而設也。』不及時攻下,拘泥於『下不厭遲』的教條,致邪不得出,猶如養虎為患。為此,吳又可特設【注意逐邪勿拘燥糞】一節。
客觀地講,吳氏『客邪貴乎早逐』的思想顯然有【傷寒】『急下存陰』的成分,他治溫多用攻下,且主方多為三承氣湯,亦明顯是師承仲景;但吳氏對仲景之說顯然有所發揚。他跳出了原來【傷寒】三承氣『下不厭遲』的規則,將下法的範圍擴大到30餘症,而其指征皆為舌苔由白變黃,心腹痞滿。
在藥物劑量特別是大黃的用量上,吳氏也明顯大於仲景,主張視病情需要而用之,不拘常量。在【急症急攻】一節,他指出在病情『一日之內而有三變』的情況下,用下劑應『數日之法,一日行之』。理由是『因其毒甚,傳變再速,用藥不得不緊』。這和後來疫派治溫的醫家都喜投重劑不無關係。
從吳又可對妄用寒涼以及『下不厭遲』的反對,可見他重視對病機的分析,臨證力求『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
筆者又將吳又可的瘟疫派與葉天士一派醫家比較,兩者各有千秋。又可『客邪貴乎早逐』思想正可以挽救他專方治專病的偏激;葉派對症細緻,絲絲入扣的作風,恰可以彌補其有時藥力不夠的缺陷。
當然,在逐邪方面,又可一派並非占盡優勢,畢竟『先安未受邪之地』的觀點是由葉桂明確提出,可見他們對於正氣的重視更甚一些。比如該派的吳瑭,在運用下法時雖不及又可猛烈,卻更細緻地注意到正氣問題,而不是一味強調大黃的使用。增液承氣湯的運用即是明證。至於作為後起之秀,吳瑭使下法更臻完善就不必說了。
但勿庸置疑,吳又可的【溫疫論】,尤其該書的合理內核『客邪貴乎早逐』思想,對其後的各派醫家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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