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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去世的孔飛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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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美]孔飛力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60.00元
哈佛大學教授孔飛力（PhilipA.Kuhn）是屈指可數的在中國學界享有盛名的國際大學者。孔教授經年耕耘於中國近代史領域，先後出版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叫魂】等專著，都享譽國際學術界，並被翻譯成中文而廣泛傳習。上世紀90年代中期，孔教授出人意料地離開業已駕輕就熟的清史領域轉而致力於海外華人史研究，一時引起許多中國同行的驚詫，因為在中國，『華僑華人研究』長期處於沒有明確學科歸屬的邊緣地位。孔教授自己曾經向不少人說起過他2001年應邀訪問中國社科院時的一段小插曲。當社科院同行詢問孔教授近期的研究題目時，孔教授答曰：『海外華人，中國移民史。』誰曾想面對如此答覆，一時竟無人應對，過了好一會，才有一人答曰：『啊，這個問題很重要，他們以前給孫中山很大的支持，給他很多錢……』國內學界對於『海外華人研究』的狹隘視界，給孔教授留下深刻印象，也更促使他在那以後的許多場合，反覆重申他對『海外華人研究』之意義的認識。
2008年，在歷經十餘年的潛心研究之後，孔教授推出了集大成之作：【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以下簡稱【他者中的華人】）。2009年，我得到該書，迫不及待地一口氣讀完。一位史學大家在融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為一體之宏觀大視野下對海外華人歷史所做深刻解讀，令我有眼前一亮之感，當時就有一股希望將此書譯成中文的衝動。然而，因為雜務纏身，遲遲未能着手，當時只是將自己仔細閱讀之後的感悟，撰寫了中英文兩篇書評，分別發表於北京的【讀書】雜誌（2009年第8期）和新加坡的英文雜誌【海外華人研究】（JournalofChineseOverseas，2009年，總第5卷）。
2014年，當我正式從廈門大學退休之後，當年的心願再次浮上心頭，尤其是在聽說孔教授身體欠佳的消息之後，更感到應當盡一己之力，將他的這部著作儘早譯介給中國的更多讀者。翻譯的過程也是再度深刻理解孔教授之思想的過程。如今，當翻譯工作終於完成之時，回首再讀6年前撰寫的書評，不免感覺尚有言之未盡，解之未當之處。如下，是我在6年前草撰書評的基礎之上，結合翻譯過程中的心得體會，對孔教授大作的再理解。
一、『安土重遷』的新解讀
根據孔教授的界定，本書在時段上囊括的是中國海外移民歷史的『現代篇』（moderntimes）：其上限，始於1567年明王朝正式解除海禁；其下限，終於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跨國跨境移民潮。孔教授對於近500年來中國人口向海外遷移歷史的梳理，充分展現出其把握社會發展大歷史的匠心獨運。雖然此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海外華人，但是，其所涉及的一些核心問題，卻與中國社會的大歷史、中華民族的大文化密切相關。其中，對於『安土重遷』的重新解讀，即為一例。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強調以農為本，重農抑商，歷朝統治者以各種手段將人口固着於土地之上，令其納糧當差，永做順民，因此，『安土重遷』長期被公認為是國人的傳統習性，許多外國學者亦接受了這一說法。然而，孔教授從分析中國歷代『海禁』政策的制定及社會後果入手，對『安土重遷』提出質疑，並做出新解。
孔教授援引史實指出，雖然明清時期曾多次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實施『海禁』，但是，這一政策從來就沒有真正得到全面有效地實施。無論當時推行海禁的直接原因是什麼，導致其失敗的根本原因卻是共同的，那就是：冒險衝破禁忌的沿海普通民眾需要從海外貿易和海外移民中獲取實際利益，而執政沿海的地方官吏們基於當下本鄉本土的利益，或對違禁行為睜一眼閉一眼，聽之任之；或打着執行禁令的旗號，向底層民眾索賄受賄，強征豪奪。由此可見，『移民』或曰『流動』實際上一直是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戰略，民眾的基本需求從來就不可能通過源自中央最高部門的一紙政令而被完全阻止；而從中央到地方的科層體制中各級官員之間為各自不同利益而展開的博弈，同樣貫穿着最高政令從制定、下達到真正付諸實施之始終。的確，縱觀中國社會發展的漫漫歷程，普通民眾為謀生存、求發展而離鄉背井，遊走遷移，史不絕書。無論是闖關東、走西口，還是下南洋、赴金山；無論是國內著名的徽商、晉商，還是名震南洋的華商僑領，無不形成於流動遷移之中。
由此，孔教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觀念之一『安土重遷』做出了新的解讀。其一，中國文化中的『安土重遷』並不意味着固守鄉土，而是表現為即便遠離家鄉千萬裏仍然保持着與故鄉故土從情感到物質的關聯。無論是為逃避迫害的被動性遷移，或是出於追求經濟效益的自願遷移，無論是長久性地移居他鄉，或是季節性地往返流動，遷移者背負的往往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振興期待，他們的『家』始終紮根在那片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上。中國人所說的『一家人』，可能分別居住在相距十裏、百裏乃至千萬裏的不同地方，但通過經濟上的互惠仍互視為『一家人』。因此，中國人的異地流動遷移，並不是與出生地和與生俱來之血緣群體的分離，而是既有血緣紐帶的跨邊界、跨地域擴展。
其二，正因為中華文化具有以上深刻內涵，『安土重遷』的另一面，就是『衣錦還鄉』。絕大多數從故土家鄉向異域他國遷移的中國人，其意願多為在國外打拼一段時間後，就衣錦還鄉。而且，歷史上數以百萬計的『移民』也正是這麼做的，從而形成了中國特殊的『僑居』文化。孔教授從語義學的角度，對此做了有趣的剖析。孔教授指出，在中文當中，無論是在嚴格的詞彙意義上，或是從百姓的日常口語中，都找不到一個能夠與英文『emigrant』完全準確對應的詞語。英文『emigrant』的意思是指『從自己的所在地遷移並（永久性地）定居在另一個地方』；但中文『移民』的語義雖然指人的流動，卻並不包含『在另一地永久定居』的意思，而且，在中文歷史典籍中，『移民』還包含英文中所沒有的『依照國家命令遷移人口』的含義。時至今日，中國特殊的僑居文化和理念，形成了華僑、華人、華裔等由海外移民派生的系列名詞，且各有其約定俗成的特定意義，如：『華僑』特指定居外國但仍保持中國國籍者；『華人』係指已經入籍他國的華人；『華裔』特指那些在外國出生的具有華人血統者；『僑眷』是華僑、華人在國內的眷屬；而『歸僑』則指回國定居的華僑，也包括回國定居後恢復中國國籍的華人。中英文語義上的不同，恰恰是中西文化差異的折射。
既『守』又『走』，地域上的分離與情感和經濟上的相聯並存，這就是中國遷移文化的基本特徵。傳統中國人的生活取向是血緣高於一切，其價值的主要尺度存在於他終生歸依的那個初級群體之中。尤其對於從傳統鄉村走向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而言，無論立足於何處，其生命之根總是連繫着故鄉那個與生俱來的群體，而他的人生價值也總是希望在那個群體中得到確認。由此，『安土重遷』與『遷移發展』這一對看似對立的人生取向，在中國人對於『家』和『家鄉』之濃厚情感與執着認同的基礎上，獲得了對立的統一。
二、與『他者』的互動
始終將中國海外移民的大歷史，置於和移民地『他者』群體的互動中進行解讀，是孔飛力研究的又一特色。
當今在海外華人研究領域享有盛名但本人並不具華裔血統的傑出學者，屈指可數，僅就此而言，孔教授研究本身所展現的，就是以族群意義上『他者』的眼光對海外華人社會進行解讀。恰如孔教授所指出的：如果不了解海外華人身邊那些非華人的文化傳統，就難以理解他們對華人的態度，也難以理解海外華人的所作所為，因此，研究海外華人，務必關注華人周邊的『他者』，並公正反映他們的聲音。
在【他者中的華人】一書中，孔教授再度展示了他在【叫魂】中熟練運用的社會心理剖析法，對華人移民置身其中的『他者』條分縷析：從殖民統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從獨立後民族國家執掌大權的統治集團到洋溢民族主義激情的知識精英，從頤指氣使的大富豪到埋頭養家餬口的升斗小民，『華人』與周邊『他者』之間呈現出了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作為外來者，海外華人需要認識了解『他者』並與之共生共存；而後者同樣也時時刻刻審視着這些遠道而來的異鄉人：他們究竟是可以和平相處、共謀發展的新朋友，還是居心叵測的異類？他們究竟是帶來了新的利益和機會，還是潛在的麻煩製造者，或者簡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敵人？漫漫數百年，移民與本地人互為『他者』，彼此之間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競爭有對抗。
且以該書對東南亞華人歷史的剖析為例。
在當今大約5000萬海外華僑華人中，大約80%生活在東南亞地區。換言之，東南亞華人一直是海外華人的主體，而且，近百年來在東南亞國家屢屢出現的各類抑華政策乃至排華事件，也一直是各國學人的研究熱點。孔教授的大作，同樣對東南亞華人社會投以特別關注，雖然沒有揭示多少新鮮史料，宏觀大視野下提煉出的觀點卻很耐人尋味。
在孔教授的筆下，歷史上西方殖民者東來與大批中國移民下南洋之間的碰撞，是當時世界兩大文明在東南亞的因緣際會。孔教授明確指出，雖然中國移民與西方殖民者同為東南亞的『外來者』，但歐洲殖民勢力的海上擴張與中華文明的海外拓展具有本質上的不同。中世紀歐洲國家在連年征戰中業已形成了對武力拓荒的制度性支持，因此，當歐洲殖民者『發現』東南亞的香料、中國的絲綢瓷器能夠在歐洲市場上獲取暴利時，當歐洲的傳教士們自認為肩負神聖使命東來傳播基督文明時，他們的所作所為無不得到充斥着貪婪欲望之母國政府無保留的支持，甚至不惜動用艦船槍炮為其掃除障礙。
反之，歷史上中國底層民眾跨洋謀生，篳路藍縷，卻因為有悖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而難以得到封建政權的認可，更遑論支持。在中華封建帝國晚期，中國內部經濟、社會的系列變遷，雖迫使封建王朝不得不從務實性的角度，重新審視曾經長期處於自生自滅狀態下的中華海外貿易和海外移民問題，但一直在意識形態、國家安全、經濟利益三大因素的制約下，左右躊躇。因此，當權者以國家利益為基準的考量和政策實施，與海外移民所具有的社會能動性之間的博弈，貫穿了中國人500年海外移民歷程之始終。
在東南亞殖民地時期，大量中國移民進入東南亞，與西方殖民者『開發』東南亞的需求相關。一方面，殖民者僱傭了大量華人勞工為其在東南亞各地開礦拓荒建立種植園；另一方面，殖民者還在以下三個領域顯現出對當地華人的『特殊需求』或曰『特殊利用』：從事與中國的貿易；充當殖民當局向當地人斂財的代理；成為殖民時代城市化發展的人力資源。據孔教授的分析，東南亞華人如此特殊『功能』的形成，主要有如下三大原因。其一，在殖民者眼中，華人和西方人一樣都是在『他者』的社會中生活，既與當地人無直接瓜葛，亦無鄉土根基，具有相對獨立性。其二，與西方殖民者相比，華人就群體而言，在東南亞生活歷史較長，融入當地社會的程度比殖民者深廣得多，而且，華人從相貌到文化均與當地人更有相近相通之處；其三，受華人傳統文化影響，他們盼望的是衣錦還鄉，因此大多沒有在當地國從政的野心，故而令殖民統治當局感到『放心』。因此，當殖民者以武力成為東南亞的主宰後，為了固化其統治，就利用華人充當統治者與當地人之間的中介，華人因而成為殖民者僱傭承包商、收稅人的首選。尤其是在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荷蘭殖民當局採取分而治之的手段，置當地華人於歐洲人之下、原住民之上，佈下了種族仇恨的種子。
雖然真正成為殖民者御用工具的華人並不多，通過此道而得以被接納入殖民體系並大富大貴者更少，但是，由於華人處於殖民統治當局與當地民眾之間，在社會矛盾激化時作為代理人而首當其衝，因此，殖民者基於自身利益偏好所做的選擇，客觀上導致當地民眾形成了『華人乃殖民同夥』的刻板印象。在東南亞獨立後尤其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之際，基於族群基礎而建構的此類社會刻板印象被無限延伸與擴張，故而成為排華事件此伏彼起的潛在動因。
以史為鑑，孔教授進而指出，東南亞獨立後當地社會反反覆覆出現的各種『華人問題』，就本質而言，是東南亞國家的本土問題。雖然戰後新獨立的一些東南亞國家與共產黨中國之間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但排華事件並不僅僅是當地民族政權將華人當成共產黨中國的替罪羊。反之，那是由於獨立後東南亞民族國家滿懷民族主義理想的社會精英們，內心深處仍然不自覺地用前殖民者的眼光去審視本國華人，認為那是一個曾經推動了殖民社會經濟車輪運行的族群，由此，在弘揚本國民族利益至上的時代，對曾為殖民幫凶之華人族群的排斥、擠壓乃至打擊，不僅不可避免，而且還因為被置於民族主義的旗號下而對普通民眾具有極大的煽動性，其影響不容低估。
將華人社會地位置於大歷史進程中，並從『他者』的角度進行解讀，其結論發人深思。
三、『通道—小生境』模式
倘若將本書與孔教授享譽學術圈的【叫魂】一書相比較，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手法上的改變。前者以小見大，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原始檔案中挖掘資料，從深入剖析個案入手，解讀大歷史；而【他者中的華人】則是在對前人資料成果進行重新梳理比較的基礎上，提煉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論構架，其中最為值得關注的，即為中國移民的『通道－小生境』模式（corridor-nichemodel）。
孔教授指出，縱觀中國人海外移民的數百年曆程，可以看到在移出地與移入地之間長期延續着條條『通道』。此類『通道』並非如絲綢之路那樣顯現於現實的地理空間，而是經由潛在的親緣鄉緣之關係網絡編織而成。『通道』的構成元素一是實質性的，即人員、資金、信息的雙向流通；二是虛擬性的，即情感、文化乃至祖先崇拜、神靈信仰的相互交織。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穿梭來往於移入地與移出地，為移民傳遞家書錢款的個體『水客』和體制性的『僑批局』，是通道的實際載體；而到了信息發達的今日，從電報、電話、傳真到電子網絡等無所不在的通訊體系，再加上現代交通發達便捷，使得通道運作更為通暢，功能也更加多元。
與『通道』相輔相成的，是在通道兩端，即特定移民群體的移入和移出地雙雙形成的特定『小生境』。在移入地，那是一個保持中國移民社群文化特色的生態圈：既可能是相對集中的商貿經營區或行業圈，也可能是在血緣地緣基礎上建立的廟堂宗祠、社團學校；既可能是實體性的、形成於現實空間的『唐人街』，也可能是潛在的，可以在需要時組織動員群體力量以採取共同行動的社會網絡。
『小生境』在移出地的體現就是獨具特色的『僑鄉』。背井離鄉者的鄉土情懷及現實利益導向，促使他們在異鄉謀生時，謹守寄錢回家建房購地、贍養家人之天職。一旦有所積蓄時，往往就會通過向家鄉捐贈善款，扶危濟貧，建廟立祠以提高自己的聲名，而且，歷史上還不乏海外僑親資助家鄉地方武裝以『保衛家園』的記載。在政治上，謀生他鄉的『成功者』，更是通過買官鬻爵，與故鄉之文人、官僚匯聚一起，形成享譽一方的精英群體，參與到地方治理當中。傳統的影響延綿不絕。由此，與跨國遷移相關的僑民、僑親、僑眷、僑匯、僑房、僑官、僑務、僑委乃至當代從村、鄉、縣、省到全國層層建立的群團組織如『僑聯』等，構成僑鄉社會生態的基本元素，通過潛移默化而融入到當地普通百姓的行為舉止習俗之中。
孔教授認為，在本書所探討的中國現代史時期，以『通道－小生境』為標誌的移民文化在東南沿海及嶺南地區，業已呈現出制度性建構，其表徵主要有四。其一，遷移實際上已經成為當地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只要條件允許，勞動力就會通過空間流動以尋求更高回報。其二，移民社群的人員、金錢、信息、文化，在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間經民間通道循環往復，以移民文化為標誌的利益共同體業已成形。其三，移民社群深受商業文化薰陶，經商意識超越社會階級界線傳播，並且自然而然地轉化為移民謀生異域的技能。其四，移民在異地建立的鄉緣會館、方言社團、業緣行會，以及從祖籍地分香而立的廟宇、宗祠等，成為移民制度構成的文化元素，由此在中國國內南下移民聚居的東南沿海及嶺南地區，形成如馬賽克般的方言習俗、民間信仰和人口結構板塊，凸顯了這一地區成為主要移民地的特殊性，隨之，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進一步向國外流動的主要發源地。當如此移民『通道－小生境』發展成為一種地域性文化後，移民就不再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而是一種文化生態，因此，必須始終將通道的兩端作為相互關聯的部分結合進行研究，才能理解移民的動力、機制及認同特徵，理解僑鄉社會的經濟文化取向。
孔教授的分析還指出，當客觀環境有利於移民流動時，移民通道兩端的人員、資金、文化相互交流，不斷強化移民群體從原居地到移入地的文化族群認同。然而，與此同時，一些不利因素也可能制約乃至破壞『通道－小生境』模式，例如，當原居國或目的國政府建立起了限制貿易和人員流動的人為障礙時，就可能阻隔通道的正常流通；又如，如果沒有新移民進入，而在移居地出生成長之新一代又因為完全融入當地社會文化當中而對祖籍地一無所知，那麼，『通道－小生境』就無以為繼。
可是，孔教授同時也注意到，儘管上述不利因素在歷史上曾反覆出現過，中國移民的『通道－小生境』模式卻從來沒有完全消失過，究其原因，孔教授特援引香港大學柯群英（KhunEngKuah）的研究成果進行剖析。柯群英在【重建僑鄉：新加坡人在中國】（RebuildingtheAnces⁃tral Village:Singaporeans in Chi⁃na）一書中，以從福建安溪移民到新加坡的柯氏宗親群體為例，為我們生動描述了一個伴隨着中國改革開放，海外移民重建僑鄉認同的典型事例。從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到上世紀70年代，因為冷戰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敏感的政治關係阻隔了僑情通道，因此，在新加坡成長的新一代華裔不少已經淡漠了對於祖籍地的認知。然而，當中國改革開放打開與東南亞正常交往的大門之後，新加坡老一代柯氏族人即刻行動起來，推動並引領新加坡的華裔柯氏新一代踏上了返鄉尋根問祖的歸途。在與家鄉實現互助共贏的利益導向下，僑鄉記憶被重新喚醒，僑鄉紐帶被重新延續，僑鄉認同也在新形勢下被大力重構。據此，孔教授指出：『通道－小生境』模式並不僅僅是中國第一代移民的權宜之計，而是沉澱為一種代代傳承的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跨時代的韌性，具有通過內在動力實現重生與自我完善的特性，並且在當今時代更彰顯其在全球化與本土化博弈中的特殊意義。
還值得一提的是，孔教授本人及其家族成員遊走於不同國家的移民經歷，顯然也豐富了他對於移民問題的內在深刻洞察。孔教授是美籍猶太裔，他的祖父母19世紀40年代分別從德國和奧地利移民美國，他的父親雖出生於美國，卻長期擔任【紐約時報】駐倫敦記者而僑居英倫。孔飛力本人出生於倫敦，曾先後往返求學於英、美之間，最後執教於美國。孔飛力的弟弟庫恩（DavidKuhn）長期居住法國巴黎，孔飛力的兒子孔安（Anthony）曾經作為美國【洛杉磯時報】的記者多年僑居中國。還有，孔飛力的第一任妻子薩麗（SallyCheng）是華人，第二任妻子瑪麗（MaryL.Smith）曾經多年執教於老撾。顯然，孔教授本人的移民體驗和對周邊親人們移民經歷的體察無不豐富了他對於移民之異域生存謀略、族群情感維繫、國籍認同形塑等諸多問題的深刻洞察。就民族屬性而言，孔教授無疑是華僑華人社群的局外人，但就『移民』屬性而言，孔教授則顯然是『移民群體』的局內人。而且，族性上的局外人立場絲毫不影響孔教授基於多年日積月累的堅實學術功力，去深刻體諒局內人的喜怒哀樂，精準把握局內人的動態走向。如此『能入能出』，無疑是成就孔飛力這一部關於中國移民巨著的又一深刻原由。
總而言之，【他者中的華人】以大歷史、大敘事的大手筆，將中國移民走向世界的500年歷史，融會貫通於同期世界格局發展變化的大框架中，讀來令專業學人領悟廣博深遠，令非專業讀者感覺親近熟悉。孔教授在展示全球華人移民500年歷史精彩畫卷的基礎上，有力論證了他在開篇伊始就提出的重要觀點：海外華人歷史是中國歷史的題中應有之義，是研究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由是，海外華人研究自身也就從『邊緣』被順理成章地融入了中華民族和世界發展的大歷史之中。
（本文為【他者中的華人】譯後記，本報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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