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制度下藩王的命運

　　作為皇帝的叔伯兄弟子侄，這些離極權僅僅一步之遙的人，既是皇權的受益人，同時也是帝位的覬覦者，對極權的欲望永遠是這些天堂地獄間的過客們揮之不去的靈魂毒癮。

　　嚴格地說，只有被封王爵的人才能稱為王爺。而實際上，因為皇帝的兒子和兄弟們基本都能封王，他們的子孫也可以承繼王位，『王爺』實際上就成了宗室男子的代名詞。皇位在傳承過程中，有的父子相傳，有時兄終弟及，有時立長，有時立嫡，有時立賢，有時立功，這些都是制度，因人而異，莫衷一是。因此，凡宗室之中的男子都有可能成為皇位繼承人。禁錮、優崇……皇帝對宗室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既想用他們鞏固皇權，又不致讓他們威脅帝位。於是，歷代皇帝與宗室鬥爭此消彼長，宗室的命運也由此在天堂與地獄之間循環往復。

    一、兵強馬壯就成為皇權最有力的挑戰者

　　漢初，漢高祖劉邦與部將『白馬誓盟』：非劉不得為王，無功不得封侯。於是，把沛縣豐邑中陽里的所謂『彭城劉氏』定為皇族（其實已經是擴大化的），劉姓諸侯分封於全國各地。從國家的根本制度上確立了劉氏宗室至高無上的貴族地位。原本想讓宗室封國和地方郡犬牙交錯，相互牽制，共同拱衛皇權，誰知王爺們雖然富可敵國，貴極人臣，卻不甘心永遠做王。王爺們處心積慮，煮海為鹽，冶山為銅，鑄造貨幣，招兵買馬。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漢景帝被迫採取了晁錯的削藩建議，卻立即引發吳楚等『七國之亂』，這些已經尾大不掉的王爺們，竟然打着『誅晁錯，清君側』旗號起兵造反，矛頭直指皇帝。漢武帝原則上繼承了其父景帝的削藩政策，只是策略上更講究穩妥，在他頒布『推恩令』後，諸侯在樂於把自己王國的土地分封給自己子弟的同時，這個王國也從此開始自我瓦解。不久，天下諸侯『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里』，宗室諸王不再對中央構成威脅。

　　從漢『七國之亂』到晉『八王之亂』，直到封建社會在中國的最後滅亡，宗室王爺們始終沒有放棄對皇權的覬覦，祖宗們原本想讓他們幫助加強皇權的夢想，卻陰差陽錯地變為奪取皇權的噩夢。在中國歷史上，有一位王爺算是歷史的幸運兒——他就是明代的燕王、也就是後來的明成祖朱棣。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駕崩，因太子朱標早逝，故由太孫朱允文繼位（諡號惠帝，年號建文）。文弱年少的建文帝剛登基就看到自己的叔叔們，個個手握重兵如狼似虎。於是他被迫削藩，先抓周王，貶為庶人，遠遷雲南蒙化。次年（建文元年，1399年）再廢岷王，逼迫湘王自焚，廢齊王，復囚代王……諸王震驚中，只有燕王伺機而動。燕王是太祖的第四子，洪武三年十歲時受封燕王。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起兵發動『靖難之役』，打的旗號竟是當年太祖皇帝要諸王在必要時『清君側』的祖訓。十月，朱棣北上攻取大寧（內蒙古大寧），生擒寧王朱權。十一月，朱棣還軍北平（北京），大破明軍。建文三年（1401年），燕軍再次南下，三月於山東大捷。同年十一月，朱棣回師北平，調整戰略為『不攻堅城，直指南京』，十二月率軍再度南征。建文四年（1402年）二月，燕軍淝水大捷，四月攻取靈璧。五月，強渡黃河，兵臨長江。六月，燕軍渡江，谷王等人開城歸降燕王。城破之夜，建文帝焚宮，不知所終。燕王朱棣就成了明成祖。

　　明成祖朱棣自己以藩王之身奪取了侄子的皇位，卻又總怕後世子孫以此為例向自己的嫡傳皇帝挑釁。於是，他設計出了一種既保證諸王無力問鼎皇權卻也不虧待他們的辦法，真有這樣兩全其美的妙計嗎？

　　二、安分守己則淪為皇權政治的終身囚徒

　　許多罪不至死的王爺們被終身『圈禁』。這是一種不亞於死刑的殘酷刑罰。西漢昌邑王劉賀即為一例。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漢昭帝劉弗陵病逝，昌邑王劉賀被立為皇帝。可是他僅在位27天即被廢黜，此後被放逐到昌邑故國。十年之後，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太守張敞在給皇帝的報告中，詳細匯報了他的一舉一動：『故昌邑王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鬚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留守哀王園，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當時的漢宣帝看到這個報告才放心，無須再防範這位昔日的王爺了。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首著名的【七步詩】，正是魏文帝的弟弟、王爺曹植所作。這首詩形象地反映了當時皇帝對宗室的迫害。史冊記載：『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至於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曹植三番五次，連篇累牘，言辭肯切勸諫侄兒魏明帝對宗室開禁，而明帝僅以『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等虛辭遮掩。據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八月，魏明帝在一份詔書中說：『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可見當時皇帝對宗室王爺們禁錮到什麼地步。魏文帝對諸王採取了過分高壓的壓制政策，雖然使宗室再無機會和能力問鼎皇權，卻導致了後代皇帝孤立於權臣的股掌之間。西晉吸取了魏的這一教訓，矯枉過正地採取以強諸王進而強皇權這一水漲船高的政策，卻適得其反地引發『八王之亂』，導致了自相殘殺、外族入侵、國破家亡的結局。因漢魏對王室的過度禁錮，加上晉初對之的過度放縱，以致宗室腐化墮落到極致。可見，這共同導致王室（皇帝和宗室）腐敗無能，王朝因此漸次衰微。

    三、相安無事就變成國家的沉重負擔

　　明代第三位皇帝——成祖朱棣是以燕王身份奪取了侄兒建文皇帝之位，因此他當皇帝之後對藩王實行養尊處優的政策，但其核心卻是以『不臨民、不統兵』為原則的。這也成為大明帝國日後的祖制。這樣一來，雖然藩王在政治和軍事上不再對中央皇權構成威脅，但優養宗室形成的沉重負擔，最終還是把大明帝國拖入滅亡的深淵。

　　明太祖的制度，皇子封為親王，其護衛少者三千人，多至萬人。然在北邊九鎮的親王，其護衛均超過此數。親王的長子立為世子，其它諸子則封為郡王，以後各世子孫均有封爵，六世孫以下為奉國中尉。到成祖之後，龐大的皇族宗室既不能從事士農工商之類的職業，也不能出來當官統兵，只是坐享俸祿。明初宗室人數尚少，但到了明末時，宗室人數達到三十多萬人，造成了國家財政極為沉重的負擔。

　　皇子之中，一般由嫡長子繼承皇位，其餘諸皇子皆封親王，親王之中也是嫡長子繼承親王爵，其餘封郡王，郡王之中也是如此，以此類推再到將軍、中尉……宗室之女也是如此，皇帝女兒為公主，親王之女為郡主，以此類推到縣主、郡君、縣君親王每年祿米1萬石，郡王2000石，等級最低的奉國中尉也有200石之多。即使被貶為庶人，供給依然不減。除祿米之外，生活用品供給等都一應俱全。婚喪嫁娶都有賞賜，萬曆的兒子福王婚禮的賞賜幾乎耗盡河南、山東等多省的財稅，外加2萬頃良田等。

　　至明萬曆時，有報告說，每年供給宗室之祿米多達853萬石，而帝國全年的田糧賦稅總額僅為2284萬石。洪武皇帝有個孫子叫朱濟炫，封慶成郡王，他生了一百個兒子，除嫡長子襲郡王爵外，其他均封鎮國將軍，他們一家兄弟每年的祿米就要10萬多石。明末無論是與農民軍打仗還是與關外清兵作戰，節節敗退的重要原因是糧餉不濟。試想，如果少供給宗室一點祿米，也許大明帝國將會是另一種結局。

　　無論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王爺們總是在皇帝的股掌間，全力與皇帝博弈，在極權與親情的縫隙里生存。即使皇帝絞盡腦汁想出頒發『丹書鐵券』，冊封『鐵帽子王』等辦法來調和宗室和皇帝的關係，但終歸是無濟於事，甚至於事與願違。作為皇帝的叔伯兄弟子侄，這些離極權僅僅一步之遙的人，既是皇權的受益人，同時也是帝位的覬覦者，對極權的欲望永遠是他們揮之不去的靈魂毒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