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儒學再引爭議 學者大陸新儒家整體上是退步了

台灣的李明輝教授曾接受記者專訪，坦率地表明了他的態度我不認同大陸新儒家，引起了大陸一些儒者對其不認同的不認同。拜讀完這篇訪談之後，我不得不說：對李教授的不認同態度及其理由，我是大致認同的，儘管有所保留。關於他為什麼不認同大陸新儒家，李教授陳述了三點看法，我也就這三點談一些看法。

政治儒學再引爭議 學者大陸新儒家整體上是退步了

資料圖

什麼是大陸新儒家

我首先想說的是：大陸新儒家是一個有待界定的概念。李明輝教授說：首先，我對大陸新儒家這個說法不認同。現在所謂的大陸新儒家是主要以蔣慶為中心、包括陳明在內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標榜。但並非到現在大陸才有新儒家，而是本來就有的。除了那些後來赴港台的新儒家之外，熊十力、梁漱溟和馮友蘭不都是大陸新儒家嗎？他們的位置放在哪裏呢？

李教授的這個觀點，我是大致認同的：確實，大陸新儒家這個說法，在概念上存在歧義。今天中國大陸的新儒家，難道僅僅是以蔣慶為中心、包括陳明在內的一小撮人嗎？例如李教授在訪談中提到的張祥龍教授，是不是大陸新儒家？

這裏有必要弄清大陸新儒家這個說法的來龍去脈。這樣的稱謂最早是由方克立教授在2005年9月1日致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的一封信中提出來的，方克立先生在信中寫道：我認為以甲申（2004）年7月貴陽陽明精舍儒學會講（或謂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峯會）為標誌，它已進入了以蔣慶、康曉光、盛洪、陳明等人為代表的大陸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階段，或者說進入了整個現代新儒學運動的第四個階段。因此我建議在繼續推進對前三代新儒家思想研究之同時，還要開始重視對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陸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導的大陸新儒學的研究，這一研究對儒學和新儒學的未來發展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現實意義。

這裏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這封信僅代表方教授個人的看法，而且寫於10年前，儘管方教授一向觀察敏銳，但畢竟當時剛進入21世紀不久，有別於20世紀現代新儒家的21世紀大陸新儒家還處在亮相的最初階段，人們的認識還很模糊。所以，方教授信中的提法並不確定，如第四代新儒家大陸新生代儒家大陸新儒學等，都不是大陸新儒家的提法。

第二，該信所提及的人物之所以僅限於蔣慶、康曉光、盛洪、陳明四人，那是因為方教授特別看重那次陽明精舍儒學會講，認為具有標誌意義，而當時參加那次會講的知名儒者就這四位，並不是說當時大陸新儒家就只有這四人。

第三，該信認為大陸新儒家是現代新儒家的第四代，這個判斷是不能成立的。上述四人以及大陸新儒家的其他人物都明確表示過，他們與現代新儒家之間沒有傳承關係，而這是符合他們的思想觀點的實際情況的。李教授不認同他們，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李教授本人正是現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的傳人。事實上，大陸新儒家與現代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之間不僅沒有傳承關係，而且是一種斷裂轉型的關係。所以，有學者已指出：要嚴格區分20世紀的現代新儒學和21世紀的當代新儒學。

對李教授的觀點，我之所以只是大致認同，因為李教授的視野也是有問題的。他心目中的大陸新儒家，是與港台新儒家相對的概念，即是指的他所提到的熊十力、梁漱溟和馮友蘭那一代人之中的一部分人，亦即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時留在大陸的儒家。但實際上，這些人並不屬於人們稱謂的大陸新儒家。大陸新儒家這個概念主要是特指的21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興起的儒家，不僅在空間上與港台新儒家相對而言，而且在時間上與20世紀的現代新儒家相對而言。

所以，首要的問題是準確界定大陸新儒家概念。究竟什麼是大陸新儒家？其實，大陸新儒家和大陸新儒學也不是同一個概念。如果所說的是大陸新儒家，那麼，中國大陸凡是持儒家價值立場的人都應計入，那就太多了；至於大陸新儒學，則只是大陸新儒家當中的一部分人的學術，即其思想理論方面的建樹。我這裏所討論的大陸新儒家，其實是大陸新儒學的概念。

從外延看，大陸新儒家主要是指自21世紀以來、活動於中國大陸的儒家。如果凡是21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活躍的儒家就是大陸新儒家，那就遠遠不止一小撮人，而是一個較大的群體。例如，有學者在【當代儒學理論創構】一書中所列的十家（分為四種形態：杜維明、林安梧；李澤厚；成中英、劉述先、安樂哲、黃玉順；張立文、牟鍾鑒、郭沂），其中至少四家都屬於大陸新儒家。又如，有學者在【新世紀大陸新儒家研究】一書中所列的六家（蔣慶、陳明、張祥龍、黃玉順、盛洪、干春松），全都是大陸新儒家。此外還有不少知名的儒者，都應當歸入大陸新儒家。這些人並不都是李教授所批評的對象；李教授的批評對象主要是蔣慶，但蔣慶遠不足以代表大陸新儒家，而僅僅是其中一派的代表而已。

從內涵看，大陸新儒家概念的着眼點，乃在其新，即對儒學原理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創造性的新詮釋，而且這種詮釋是具有一定系統性的思想理論建構，而不僅僅是在個別問題上有創見的觀點，更不是那種常見的對象化的儒學史（如儒家哲學史、儒家思想史）研究。換言之，這樣的大陸新儒家，就是儒學在當代的代言人，猶如現代新儒家就是儒學在20 世紀的代言人。這樣的人物儘管不是太多，但也絕非一小撮人。

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儒學

近年來，政治儒學成為儒學的熱點。李教授也特別關注這個方面。所謂政治儒學也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是指以【政治儒學】為代表作的蔣慶那一套思想觀點；廣義的則是泛指儒家的政治哲學。我曾講過：大陸新儒家主要在做兩件事：創教與干政。所謂創教，是說今天中國大陸的一些儒者，想要把傳統的儒學改造成標準的現代宗教，甚至想把它建構成一個國教國家的宗教。所謂干政，就是說的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哲學。

李教授所批評的，其實只是蔣慶的政治儒學。他駁斥了蔣慶關於現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沒有自己的政治儒學的觀點：我也不贊同他們對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的區分。他們認為港台的新儒家偏重心性儒學，而大陸新儒家的側重點在政治儒學，這多半是因為蔣慶在講政治儒學的緣故。

我之前也公開講過，港台的新儒學界怎麼會沒有政治儒學呢？他們不能只看到牟宗三的心性儒學，除了牟宗三之外，還有張君勱，他本身就是個政治學家。張君勱的政治儒學比蔣慶他們的高明多了。同時徐復觀也遊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也參與過政治。而就牟宗三來說，他也有外王三書，就是【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和【道德的理想主義】，它們都涉及政治哲學。港台新儒家怎麼會只局限於心性儒學呢？

李教授的這個觀點，我也大致認同。確實，現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並非沒有自己的政治儒學；大陸新儒家也非完全沒有自己的心性儒學。至於現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學是不是成功的，那是另一回事，例如不少學者批評他們內聖開不出新外王，我本人也批評過現代新儒家。但無論如何，現代新儒家致力於新外王民主與科學，接納現代政治文明，這個取向是應當給予充分肯定的。即以李教授所提到的張君勱而論，眾所周知，他一方面倡導現代新儒家的新宋學；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不僅譯介了大量憲法文獻，還親自擬定了幾部極有影響的憲法草案。

這裏我不得不說：至少就政治儒學而論，比起20 世紀的現代新儒家來，當今的大陸新儒家整體上是退步了。大陸新儒家致力於政治儒學的有一大批人，其思想觀點的差距甚大。其中存在着一些極其危險的政治傾向，不禁讓人想起魯迅的說法幫忙與幫閒，實則是幫凶。其中有些人是真睡着了，有些人則是裝睡着了。

我特別想指出這樣一股危險的思潮：以狹隘民族主義的中西對抗來掩蓋古今之變的人類文明走向，借反西方之名，行反現代之實，用文化來拒絕文明。這些都是當前儒學復興中最值得警惕的傾向。

當然，這並非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儒學的全部；實際上，大陸新儒家當中，也有人的政治哲學理念與李教授的理念相通。例如我本人的中國正義論，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儒學。我本人就大致認同李教授在這個層面上的基本理念，例如他說：在我看來，儒家和自由主義之間並沒有根本的矛盾，而且新儒家對於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也是肯定的；民主本身就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就需要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在很多地方都需要一個文化轉化的過程。

所以，這裏我特別想指出一點：大陸新儒家並非鐵板一塊，並不是一個學派，不是統一的思想派別。他們唯一的底線共識恐怕只是認同儒家而已，而且他們對儒家或儒學的理解實在大相逕庭，於是就有了原教旨主義儒家、自由主義儒家、馬克思主義儒家，以及其他林林總總的儒家，都屬於所謂大陸新儒家。

大陸新儒家的思維模式問題

確實，大陸新儒家的一部分人有一種關於儒學的認知模式，就是將儒學歸結為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並將兩者截然對立起來，主張政治儒學，拒絕心性儒學。蔣慶尤其典型。對此，李教授批評道：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在儒家的傳統裏本來就無法劃分開來。我也公開批評過蔣慶。他認為：在先秦以後，儒家分成了兩支。一支是心性儒學，比如宋明儒學，另一支是以漢儒為主的政治儒學，以公羊學為主。他認為：在孔子那裏，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兩方面都存在，而後來儒家本身就分裂了。這說得通嗎？儒家本來就把內聖和外王連在一起講的，不能撇開內聖而只講外王，只可能從內聖推演出外王。所以蔣慶的方法論都是有問題的，如果他撇開心性儒學只講政治儒學，那根本就不是儒家的傳統。所以我基本上反對他們的這種講法。

李教授的這個觀點，我也基本認同。確實，政治儒學作為一種形下學，不可能沒有形上學的依據；反之亦然，心性儒學作為一種形上的觀念系統，也不可能沒有形下的現實政治考量。儒學史的事實是：沒有任何儒家學派是不關心政治的。為政正是儒學的秉賦，即儒學是務為治者，此乃儒學常識。

但同時，我認為李教授的觀點還是不夠透徹的：

首先，不僅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不可能分離，而且整個儒學並不是心性儒學/ 政治儒學這樣簡單的劃分就可以概括的。李教授本人是現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牟宗三這一系的傳人，該系的儒學所繼承的主要是古代儒家心學一系，概括為心性儒學未嘗不可；但歷史上所謂心性儒學其實不僅陸王心學一系，也包括程朱理學一系，兩派都是從思孟學派發展而來的。牟宗三認為朱子是歧出，那是他個人的學術觀點。不僅如此，思孟學派的心性儒學儘管曾經長期佔據儒學主流地位，但遠不是儒學傳統的全部，這也是眾所周知的儒學常識。

其次，進一步講，儘管陸王心學、程朱理學，即通常所謂宋明理學，都是從思孟儒學發展而來的，但思孟儒學與宋明理學之間卻存在着根本的區別：從外王、政治儒學層面看，思孟儒學所處理的是王權社會、宗法社會、貴族社會的倫理政治建構問題，而宋明理學所處理的則是皇權社會、家族社會、君主專制社會、官僚社會的倫理政治問題（而且是該歷史時代的後期的問題），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時代，猶如今天的民權社會是又一個不同的歷史時代，面對着截然不同的倫理政治問題；從內聖、所謂心性儒學層面看，思孟儒學其實並非宋明理學那樣的先驗形而上學，例如孟子的思想就決不是宋明理學那種簡單的性本情末性體情用模式，即非性情形上形下的形而上學思維模式，而是讓四德心性本體發源於四端的生活情感，即是情性模式。然而現代新儒家的心性政治觀念其實是宋明理學那種形上形下形而上學思維模式的結果，所以才導致內聖開不出新外王，因為其形上根據是前現代的，而其形下問題卻是現代性的；而大陸新儒家的一些人因此而乾脆拋開形而上學，這不僅是因噎廢食，而且其思維模式其實顯然仍舊在這種形上形下的框架之中。

綜上所述，我對大陸新儒家的未來發展有幾點基本的判斷：

第一，在形下的層級上，當代儒家的政治哲學必須接受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價值，否則儒學遲早必定為時代所唾棄，不論當前如何虛假繁榮；

第二，在形上的層級上，當代儒學必須重建形上學，而非墨守傳統形上學，否則必定內聖開不出新外王，無法導出現代政治文明，反而孕育出某種現代政治怪胎；

第三，上述兩點意味着，當代儒學必須突破形上形下心性政治和倫理政治之類的先驗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回歸生活本源，面向當代生活即現代性的生活方式，否則不僅無法容納現代政治文明價值，而且無法完成為之奠基的形而上學重建的歷史任務，勢必淪為時代的棄兒，甚至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